1856 年,渭南乡绅冯元佐等人反对把盐课摊入地丁。县里扣了乡民的农具,渭河北岸仓头一带的回民带着器械赶来相助。六年后,冯元佐统率的汉团和渭北回村兵戎相见。同一条河上的居民,为什么六年前还能合力向县衙交涉,后来却要隔河自保?王永曦,第67–69、85–88页

1862 年春,太平军逼近西安。官员调乡团守城,东边的县城却连可以派去弹压村斗的兵都难以凑齐。哪些人有权持械,哪些村子能得到保护,过去还可以到县衙争执,此时往往由守渡口、把城门的人决定。接下来的十一年,关中许多幸存者跟着武装一路迁移,金积堡、河州、西宁和肃州的首领则各自同清朝官员交战、议降。马占鳌受降后得了官,肃州另有一千五百余人在缴械造册后被杀。直到光绪年间,有些家庭才在数千里外领到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

这场战争的地方和年代

标题沿用“陕甘回乱”,方便辨认这个流传已久的名称。清朝官员以治乱、顺逆定性,战后官修书甚至以“回匪”命名。“回变”常见于方志,侧重当地秩序突变,仍要看执笔者从城内还是城外记事。二十世纪的调查者和史家采用“回民起义”,突出反抗官府、团练及其社会背景。“回汉冲突”适合描述关中的一些村斗和按身份实施的杀戮,却很难描述河州穆斯林协助官军进攻西宁。下文用“同治陕甘战争”指这一段相互牵连的地方战争,用具体地方、营伍和人名指认行为。当时文书里的“回”“汉”“撒拉”“土回”“客回”,有时指信教,有时指原籍,有时只是造册官员分派去处的栏目,不能直接套进今天的民族统计。《方略》序及进书表、Lipman,第四章

核心时段从 1862 年关中冲突扩大,到 1873 年肃州守军缴械。清代甘肃包括宁夏府和西宁府,金积堡在今宁夏吴忠,河州城在今甘肃临夏,西宁府治在今青海西宁,肃州城在今甘肃酒泉。西宁府属农业区与西宁办事大臣管辖的青海事务还有交叠。清代新疆东部部分州县曾隶甘肃,伊犁等地另有军府体制,直到 1884 年才建新疆省。清军在关内收兵之后才大举进军天山南北。伊犁何时交还,则取决于中俄交涉。《清史稿·地理十一》、陈剑平论甘新建置

1856 年起的大理杜文秀政权另有滇西地方根源。1781、1784 年甘肃围绕宗教组织和官府处置发生的冲突,以及 1895 年河湟再起的战争,也各有当事人。云南的先例影响过同治初年的上谕,乾隆年间的记忆影响过官员看待教派的眼光。各地官员会援引这些先例,各场战争的领袖和伤亡却须分开考察。《方略》卷十三、Lipman,第四章

关中、陇东、宁夏平原、河湟和河西走廊的主要战场与今地名

图一 1862—1873 年陕甘主要战场定位。点位用于辨认今地,地名、战区和时间据李恩涵与相关奏稿。左下角局部图放大关中东部,主图可对照董志塬同四处受降地的相对位置。图为本文原创。 打开战场定位原图 · 李恩涵,第95–124页

渭河北岸还肯合伙办事的时候

关中村庄靠田地吃饭,也靠渡口、集镇与外面的市场相连。渭南的仓头有人以撑船为业,近旁的孝义镇有出资募勇的富户。西安城内有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坊,城外也有回村。1956 年的调查者曾在光太庙附近辨读两方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汉、阿文字碑,记有解家村、糜家桥等村坊。碑上这些名字说明,后来只在坟园留下痕迹的居民,早已在此安家。它们还原了战前的居住地点,不能用来点算一百年后的死者。王永曦,第67–69、77–83页、曹长春等,第261页

土地、水、税和宗教在当地生活中分量各异。冯元佐请愿时,盐课摊入田赋会使有地可征的人多负担,利益相近的乡民有理由合力向县衙交涉。某些村子因牲畜毁坏庄稼争执,也是可以追到文本的个案。至于争夺水权,宁夏平原靠引黄渠灌溉,渠工在战后又成为当务之急,足以说明断水、弃耕会怎样妨碍生计。尚无证据将华州买竹或河州的起事一概追溯到水权之争。河州通往兰州和藏区,商旅、翻译、驮运及宗教往来支撑当地市面。当地的门宦以师承、宗教主持人及其追随者相联,影响远出一村。关中不少村庄的动员靠籍贯和村际往来。商业竞争当然可能引发争执,但当地有船工帮助乡绅抗税的记载,富户又曾出资招募不同信仰的团勇,不能仅凭职业分布就推断商争必然走向械斗。《左文襄公奏稿》卷三十八、Lipman,第四章河州与渭河两节

械斗早于战争。官员让双方士绅出面停斗,能平息一案,也使今后交涉更依赖那几位可以叫得动人的地方首领。到咸丰末年,组织已经变了。1860 年朝廷命陕西巡抚督办团练,地方绅士分办,次年张芾负责全省团务。乡团募勇、置械、设卡,盘查行旅,有的将可疑者当场打死。孝义镇的团练原先也有回民老兵。到同治元年农历四月十九日西安城外韦曲之战,西安将军托明阿仍向朝廷报告,各村回民曾同官军和汉团协力抵抗太平军。官员需要这批人抵御外来的军队,却没有可靠手段强迫他们放下武器,或在他们与邻村争执时保护另一方。王永曦,第73–78、85页

竹市上死的是谁

同治元年农历三月,陈得才部太平军由河南南阳方向经商洛进入陕西,蓝大顺部从川北进入汉中。四月,西安戒严,太平军随后向东转进。渭南县请求乡团抵御,县城陷落,蒲城、华阴等处前来应战的团练头目也有人阵亡。原本向各县发号施令的省城要各县支援,各县却得向乡团求援。渭河两岸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好几起争端。王永曦,第76–83页

现可辨认的一份早期官方叙述,是陕西巡抚瑛棨在同治元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所奏,后收入《方略》卷十三。他说华州汉人抬高竹价,争执中有回民被打死,当夜又有人到回村纵火,回民纠众报复。这是巡抚向朝廷解释起因兼请兵的回报。翻到同卷较早的五月奏报,官员已在报告渭南汉村被焚、华阴汉民焚回村,次序是朝廷陆续听到什么,还不能落实到竹市上的每一个人。《方略》卷十三

另一份文字来自渭南仓头船工马进斗。同年农历六月,他在平利被捕受审。凤县知县郭建本抄录官档,1957 年武伯纶将该抄本收入整理本,王永曦据此引出他的供词。马说,四月十一日前后就有羊损秧苗之争,继而有人互抢。十七日叶三元与华州小张村竹主争价,当天并无人受伤,次日遭杀的却是竹主夫妇。他还供认自己在渭南趁乱抢银,随即又被同伴打劫。供词里既有他参与的事,也有他从别处听来的事。一个受审者有理由把杀人归给别人,巡抚也没有亲眼见过交易。两份相隔不久的记载连死者身份都不同。就马的说法,渭南村斗在先,争竹在后。两份叙述都能追到 1862 年,凭它们仍无法判定竹市上谁先致人于死。王永曦,第79–84页及注112–119

“三日洗回”的传帖则显示,查不明出处的消息也能造成后果。杨毓秀《平回志》把帖子说成回方伪造,李启讷在《忧愤疾书》中说,华阴团练焚抢回村后,向各地递送清除回民的传单。据文中提到的其他事件,此文当写于同治元年下半年。两人所写是否就是同一张帖子,亦不能确定。两边有人信了消息,各地随后有人召集同村自卫,这与查获一份朝廷下达、逐级传递的清除密令相距很远。黑岩高注意到,原本被视为两个村之间的械斗,一经传成针对整个群体的消息,旁村即使与当事人毫无旧怨,也得考虑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王永曦又指出,当时的团练已能征人、设卡并出兵。接到传帖的头目当天就有能力动员人手。单有谣言,解释不了为什么恰在这个春天扩展得这么快。黑岩高,2002年论文摘要、王永曦,第78–84页

调停者被杀以后

关中并非所有地方同时动手。按光绪《大荔县续志》所记,农历四月二十六日,大荔汉团同王阁村回民交战失利,次日府城团练杀害城内回民。城里的居民仅因身份与城外敌手相同,就遭到攻击。县志出自战后,文字足以辨认行动方向,“尽”字却不能替代遇难者名册。同一时期,瑛棨接报后先派西安回绅赴大荔,途中械斗拦路,未能抵达。他继而派官员和回、汉士绅分路劝解。有些地方暂时散了团,在临潼、渭南,调停仍须两方都相信对方也会收手。王永曦,第84–88页

张芾曾要求冯元佐所率汉团先散,再由回方解散。五月十一日张芾一行被当地回民武装扣至仓头,十三日张芾及多名同行官绅遇害,同行回绅马百龄也遭扣留。动手的武装须为杀害调停者负责。关于张芾带有杀回密令的说法,不能证明这就是扣杀的真实动机。他死后,另一批乡团所做的事有了具名记录。胜保在闰八月追报,梅锦堂集合汉团在长安各回村及鄠县涝渠堡焚杀,无辜老弱遇害,部分壮年逃往渭北,加入报复。这支团练把原先尚未起兵的居民也赶到了敌对一边。王永曦,第86–89页,尤见所引胜保奏、东阿居士《秦难见闻记》

接到召集的人也没有同样的余地。据马进斗供词,派他传信的阿訇还要他记下哪些村不肯出人。城外居民既要应对汉团攻击,也要应付邻村征召。西安城内却还有另一种结果。据当地回民所记《秦难见闻记》,到农历七月初一,官府仍给城内回民按口散粮,与汉民同例。同在西安附近,一家人在城门内可能领到口粮,在城外却得为保住村子寻找武装。王永曦,第88–90页

从关中村堡到甘肃各营

西安城还在官军手中,附近居民已经要靠村堡避难。同治元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关中回民武装攻陷西安西北的六村堡。马德昭领兵救援,两次未能解围。据路伟东所引《平定关陇纪略》卷一,堡中原有居民万余,另有避难者数千,破堡后许多居民和难民被杀。堡里有守团,也有携家求庇的居民。攻堡者对陷堡后杀害居民负有责任。原住和避难人数说明有多少人处在危险中,不能当作死亡数,更不能凭某位首领在附近作战,就认定他下过屠杀命令。大荔阳村画匠钱希凤一家六口过敷水,原拟去洪镇,听说龙凤山失守,又迁到鹿泉村龙王庙。后人向调查者讲述了这段行程,还记得他画过的《赴洪镇图》。这条逃生路线留下来,靠的是有人活着将它讲给下一代。路伟东论陕西战时人口流动,第四、五节及注⑦

凤翔城内外的先后次序可以辨得更细。据后来编纂的《凤翔县志》大事记,同年农历八月初三,郭克裕探亲时被捕。初四,崔伟等在麻家崖起事。初五,乡团袭击二十六个回村。初六夜,代知府唐霈霖率城防兵杀城内行司巷、沙家巷两坊回民,县志记为四十八户。这里有三组行动者,各自选了不同的目标。城防兵面对的是两条街上的住户,县志并没有说这四十八户都参加了前两天的战斗。“户”也不能乘上一个假定的户均人数,写成确切死者数字。《凤翔县志·大事记》

1863 年,多隆阿所部攻下大荔的羌白镇、王阁村等据点。关中武装失去村庄的粮食与掩护,许多人携家属西走,到了甘肃东部。Lipman 据地方文献记载,海城一带穆斯林王大贵替清军作战,获六品顶戴,1863 年他和家人在当地反清武装的反击中被杀。同属穆斯林,政治选择在这里成了丧生的原因。西迁的陕西部众也按同乡关系编营,后世常统称“陕西十八大营”。同住一营的人要一起吃粮、找水和迁徙,其中有能作战的青壮,也有老人和孩子。部众依首领和原籍分合,没有一位能代表全体订立降约。甘肃平凉一带在 1863 年已发生争城之战,河州、宁夏、西宁也各有地方力量。到 1865 年马文禄据肃州,守的是河西走廊上的一座城,他的部众并不受关中各营遥控。即使是多隆阿本人,1864 年也是在盩厔(今陕西周至)同蓝大顺部作战负伤而死。关中军务一直包括好几个战场。李恩涵,第98–107页、Lipman,第四章

又一支外来军队在数年后改变了官军的部署。1866 年西捻军张宗禹部由华阴入陕,次年初在灞桥一带击败留陕办军务的刘蓉所部湘军。左宗棠受命督陕甘,先须应付捻军。西捻渡黄河入晋,他又向东追赶,直至 1868 年方得回师。捻军的活动延长了清军难以集中兵力西进的时间,却晚于渭河南北起事四年。与此同时,董志塬(今甘肃庆阳一带)聚集了许多陕籍营众。1869 年,雷正绾、黄鼎等部进攻,失去塬上据点的营众有的投降,有的转向宁夏、河湟。据左宗棠转述部将所报,萧金镇会议上各首领曾把十八营暂并为四营,拨人护送家属、辎重,另派人殿后。这样的共同指挥是为一次撤离议定的。白彦虎率领的是继续西走的一部分人。《左文襄公奏稿》卷三十一、《西安市志·大事记》、《山东省志》西捻军入陕、入晋条、李恩涵,第105–113页

一个月的军粮从哪里来

清军先后能投入的力量差别很大。初年陕西靠调来的将领、驻防军和本地团练保城,胜保与多隆阿亦分属不同的指挥系统。后期刘松山、刘锦棠所领湘军旧营,徐占彪所领川军,穆图善所部驻军,都有各自的将领和口粮。左宗棠能把数支军队用在一处,要靠刘典等经营后方,靠袁保恒等办理转运,也要各省真正把银子解来。兵额写在册上,并不会使粮车如期抵营。李恩涵,第104–115页、刘增合论西北筹饷

同治八年(1869),左宗棠奏报西路军饷的收支。正月至四月,应解协饷二百三十万两,左宗棠把已收、在途和就近拨付的合计起来,也只报了七十余万两,穆图善另派人提解的款项未计入。他先给购粮、草料、军装等拨银,部分药费和抚恤只好缓发。秦州一路一度连一月所需都凑不足,只得推迟行动。账上的七十余万还不能全拿来发饷,其中一部分银子仍在路上。围一座堡需要几个月,拖欠一个月饷就可能改变进兵日期。到攻肃州,清军已能把炮械送到河西,前后两段的优势分别来自供给的持续和火力的集中。《左文襄公奏稿》卷三十一、李恩涵,第120–123页

四地降众的不同命运

金积堡的密奏与藏枪案

金积堡(今宁夏吴忠)所在的引黄灌区有粮田、集市,也有哲赫忍耶的宗教网络。马化龙是教主,他能通过门人、商人和堡寨间的联系征集财物、通消息、守据点。当地驻军将领穆图善早年受过他的归顺,马化龙还改名马朝清。穆图善希望通过马约束部众。后来主持围攻的左宗棠却把马仍能控制部众视作危险,还追问堡中留了多少枪械。Lipman,第四章金积堡一节、李恩涵,第108–115页

清军逐堡进逼。1870 年刘松山战死,刘锦棠接领其军,围困持续到堡中断粮。马化龙请求以自身之死换部众生路。据《方略》卷二百三十五所收密奏,左已拟处死马化龙,暂留其性命是为了招下王家疃等处。朝廷准其办理。密奏解释了官军内部怎样筹划,它本身并非传给马的降书。后来左报称在堡内掘得枪械千余,并对马等连夜审讯。藏枪是他对外陈述的罪证之一,处死马的决定却在报告查枪以前便已成形。《方略》卷二百三十五、《左文襄公奏稿》卷三十八

同治十年正月十二日(1871 年),官军处死马化龙、其子马耀邦等。据左奏,刘锦棠等分头执刑,另杀一千八百余人,其中列有官军认定的八十余名地方头目。另有一万二千余老弱妇女被解往固原,三千余经商者和被认作受胁迫者解往平凉。这是行刑一方报送的分类与概数,尚不足以给每位死者还原罪名。官军已掌握降众,能够清点和押送,仍成批行刑,应由作出决定并执行的将领负责。左在同卷还请禁他称作“新教”的一支。用“平乱”涵盖这些处置,便看不出交了枪的人怎样又按宗教、年龄和官定身份被分开。《左文襄公奏稿》卷三十八

河州与西宁由谁出面议降

1872 年,河州马占鳌所部先在太子寺打败官军,随后议降。马仍有部众,能够交出马匹军械,也有向西作战的能力。清军原可再攻,代价已在太子寺显现。马方提出效力,遣子弟到安定献马,随后获遣归,王德榜等同其接洽。左的河州奏稿记载了分次献马交械、官军查验乡村、要求出具文书等程序,最后方准其投降。投效是马方的提议,受降须等条件落实。凭这些往来能判断双方手中各有什么,无法断定马开战或遣子时便已知道最后能任什么官。《左文襄公奏稿》卷四十一议抚、《左恪靖侯奏稿续编》卷四十四〈收复河州〉、李恩涵,第115–119页

马占鳌带部众替官军出力,获得花翎、五品顶戴。一部分本地回民得以留住,陕籍流民则受到迁出安置的限制,近城与驿路一带亦有分居、迁移安排,部分汉民须迁。昨日的敌手还能成营,是他谈判的本钱,也是官军能沿其地方关系取得情报、补充兵力的条件。这种解围办法保住了许多性命,也让一名地方领袖取得朝廷承认的权力。没有部众、田契或地方关系的流民,不能替自己谈出同样的条件。《左文襄公奏稿》卷四十三、Lipman,第四章河州一节

同年刘锦棠进向西宁。当地马桂源、马本源一方、从陕西西来的白彦虎等部、西宁城内的居民,面对官军各有打算。马方曾议降,谈判破裂后率部出城应战,城内部分汉民随即控制城门。官军得城,可以继续进兵,城外诸部却没有因此都放下武器。1873 年,马氏兄弟在巴燕戎格(今青海化隆境)被擒,随后处死。崔伟、毕大才、禹中海等则归编,后来还参与向肃州劝降。左宗棠奏请刑部处置家属的文字,能证明他要求怎样惩办,亲属的逐人去向仍须另找执行记录。把这些人的结局都写作“西宁投降”,会漏掉谁在议降、谁关上城门,以及谁在数月后被捕。李恩涵,第118–121页、《左文襄公奏稿》卷四十三

肃州守军交械造册以后

马文禄从 1865 年起据守肃州(今酒泉)。到 1873 年,城里有本地回民、外地来投的部众和家属,也有被扣留或避难的汉民。左宗棠指控马部早年曾杀当地汉民壮年、掳掠妇女。后来确有一千一百余汉民经官军辨认出城。这个交接数字不能倒过来给早年的杀人指控凑出死亡人数。攻城时,官军已有火炮,又要顾及关外哈密求援。左催促尽早解决肃州,朝廷还催他拨兵出关。《左文襄公奏稿》卷四十四〈克复肃州〉及同卷上谕

据左事后所奏,同治十二年农历八月十四日,马文禄请求到关外效力,未获允准。官军发告示,可宽老幼妇女,其余投出候审。马把告示扣下是左的说法,城中各家究竟听到什么难以复原。九月十五日马来到军营,获明确告知自己不得免死,随后交械、造册。外地降众按原籍分交各营收管,官军另辨出汉民,至二十二日分营点验完毕。二十三日,左令杀马文禄等九人,金顺、宋庆、徐占彪、刘锦棠等奉令杀死已在营中的外来降众一千五百七十三人。降者已经缴械并由各营看守。军报记录了收降、分管和下令行刑的过程。这是可以具体归责的杀降。《左文襄公奏稿》卷四十四〈克复肃州〉

杀戮没有停在各营。官军入城纵火,当夜杀害本地居民。左报本地回民共计五千四百余人,内含事先移出的老幼九百余人。二十四日史念祖、李宗笏查城,发现老弱妇女也已遇害。早先告示宣称可宽免的人也在死者之中。围城断粮是此前居民共同承受的伤害,收管后处死降众、入城后杀害老幼则是两项可以追究决定和执行的暴行。哪一营杀害某位居民,现有奏折不足以细认。主帅发布处置命令、将领依册处死降众,责任并不因此消失。《左文襄公奏稿》卷四十四〈克复肃州〉、〈安插肃州老弱回民片〉

对大量无抵抗能力者实行杀戮,称“屠杀”有具体所指。按籍贯将受降者整批处死,或按宗教身份令全村迁出,分别涉及集体惩罚和强制迁移。若进一步使用“族群清洗”,须指出谁要把哪类居民从哪个区域长期驱逐、如何实施。整场战争里的每一宗逃难不能都这样归类。现代国际法所说“种族灭绝”还要求证明意图将受保护群体全部或部分消灭。四处受降的命令、条件、对象各异,局部屠杀证据充分,将这十一年一概定为同一主体执行的灭绝计划,则超出现有证据。清朝以“逆”定罪、主帅声称有军事需要,分别解释了当时的处分名目和主帅动机,都不能证明将已受控制者成批处死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河州保存了当时确实采用过的一条其他路径,但马占鳌谈判时所握兵力与肃州缴械后的处境也须一并考虑。四地处置比较见李恩涵、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

人口数字核查:“两千万”究竟量的是什么

战后关中与甘肃的许多地方,人口比战前少了一半以上。这个结论可以从不同尺度的记录中检验。更难回答的是有多少人被杀、有多少人死于饥病,多少人还活着却在别处。战争结束以后,陕西又经历光绪初年的大旱和饥荒。拿 1880 年的人口同战前相比,旱灾中的死者和逃荒者,也已经算进两端的差额。路伟东《同治光绪年间陕西人口的损失》、曹树基,2005,第22–25页

表一 陕甘人口数字核查表。 除特别标明,“万”均指万口。清代府界和现代省界不同。各行列的是不同研究对象,不能相加。

出处和地域 年份、基数与结果 统计对象、方法与局限
《高陵县志》表3-1,陕西高陵一县 1861 年 5.4 万口,1864 年 32,192 口,1880 年 29,187 口(5,964 户) 后修县志汇集不同年份的地方人口记录。战事期间已见大幅下降,至 1880 年再降。末年同时记户、口,无法用一个固定户均值反算全县死者。
路伟东,2003,正文及附表三,清代陕西 以 1820 年约 1,213 万口按年增 3.4‰ 推至 1861 年约 1,394.1 万。1862—1879 年合计估减约 622 万,约占 44.6% 用府县战前后人口、地方志灾情分开估计战期和旱灾期。战期正文约 520.8 万、附表三合计约 521.7 万,旱灾期约 101.2 万。两处有出入,宜读作约 521 万,均属人口损失估计。
曹树基,2005,第22、25页表4,清代甘肃十三府、州等单位 1861 年各行基数合约 1,735.3 万。作者修订后的战争死亡估计约 1,240 万,约 71.4% 比较重建的战前、战后人口,修正巩昌府起点。表列庆阳府 141.0 万、估损 128.7 万,秦州 96.3 万、估损 3.0 万。阶州“死亡”栏为负 5.1 万,说明这一估算还吸收了迁移等人口变化,无法逐项判定死因。
路伟东《GIS 支撑下的长时段区域人口变动规律分析》表1、2,统一到 1820 年陕甘政区 1851→1880 年,陕西 1,326.9→707.5 万,甘肃 1,899.0→495.5 万。两省合计从 3,225.9 万降到 1,203.0 万,相差 2,022.9 万(62.7%) 路氏表1注明转自曹树基 2001 年卷五第704页,表2巩昌府仍列旧数 379.5 万。2,022.9 万是旧表跨二十九年的差额,既跨过大旱,也承袭了后来订正的战前基数。
路伟东,2017,注③所引旧估与2017年网文转载 路注把曹树基 2001 年《中国人口史》第五卷第717–718页概括为 1861—1880 年陕甘“人口损失”超过两千万。转载题目已写成死亡两千万 旧书页码依据路注,本文未取得该页原书影像。转载列甘肃 1,945.9 万、495.5 万和“减少”1,455.5 万,直接相减却是 1,450.4 万。原表如何汇总须另核。这段转载又采用自认无出处的战后回民估数拆算死者,不能据此归责。

差额为何会相差上百万,可以从巩昌府(府治今甘肃陇西)的一笔账查起。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百五十五在“户口”下分列民丁男妇大小 1,638,403 口、屯民男妇大小 256,857 口,合为 1,895,260 口,另列 319,690 户。梁方仲所收统计把总口数误录成 3,795,260,曹树基 2001 年的估算又采用了这个起点。杨志娟指出问题,曹在 2005 年的论文中交代了错处,重算甘肃。因此,表一所列两省相差 2,022.9 万,可以重算旧表本身,却不能用来验证曹氏订正后的估计。到 2017 年,网络转载仍在用旧数。可以证明的是同一组旧数在订正后继续流传,哪一篇网文直接抄了哪本书,现有文本不足以逐环认定。《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百五十五〈巩昌府·户口〉、曹树基,第22页脚注②、表4、转载原页

战争确实夺走大量生命。肃州军报所列已收管的一千五百七十三人,是有执行时间、可以归于具体命令的一类死者,不能再同笼统的“肃州城破”人数叠加。另一些人死在绝粮的堡里或逃难途中。围城使人进不了田,迁徙使农户错过播种,难民聚居后连洁净饮水也难取得。地方记录能够证明缺粮、缺水、疫病与死亡相伴,往往无从逐人分清饥饿、感染还是伤后失救。隔了数年才发生的旱灾,尤其不能统归入同治战斗死亡。路伟东《同治西北战争期间的粮食、饮水与人口损失》、《左文襄公奏稿》卷四十四

还有两种“少了人”要分开。一个高陵人逃到西安,原县少一口。若他在西安落籍,全省未必少一口。另一个家庭在动乱中失散、推迟成家,两年后少出生的孩子会计入“假若无战事,本应有多少人”的缺口,却没有相应的死者。要估这种缺口,必须给出平年增长率,并承担长期外推的不确定性。至于登记,逃户未归、官府停报、重造册籍都能改变数字。若用同一套府域和时点作对照,1851—1880 年凤翔府从 142.9 万到 106.7 万,平凉府从 274.3 万到 32.1 万。两地都受兵,创伤程度却相差很远。由此可以把重灾区域画出来。把两省差额分给某个族群,或全算在某个统帅名下,没有人口材料可供这样分配。路伟东长时段研究,表1、2

招回、迁出和重新取得土地

同治年间的三原知县余庚阳向上司报称,告示已经贴出,招回的人仍少。回来的人有的无屋可住,有的缺籽种。一个县可以先恢复衙门,再恢复造册,最后才有能力收税。一家的生活次序却是先找到人和房,再熬到来年收成。三原的禀文留下了招徕未能奏效的一面,它同后来营田章程里如何准许开垦,是两种不同的材料。《三原县志》卷八所收余庚阳禀文

1865 年陕西巡抚刘蓉开办营田,次年户部议覆的章程区分“叛产”和“绝产”。前者由官方没收,后者牵涉一家究竟已经死绝,还是暂未回来。原主可在三年内持契申请,也准本地或外来无地者领照承垦、编入保甲。客民须待六年期满且租粮及额才能永有其田。对承垦者,种下第一季庄稼并不等于取得永久产权。对回乡者,丢失地契或逾期会使索回旧业格外困难。光绪九年(1883)额勒和布、张佩纶查办陕西营田,在已报垦熟三千二百二十一余顷中,实际归民管业八百九十六余顷,局里仍收租二千三百二十五余顷。奏折另提到任内一百七十余顷重新抛荒。从发照到取得土地,中间隔着县吏、征租和多年生计。刘蓉原疏、户部议覆营田章程、额勒和布、张佩纶查陕奏折

清军又将金积堡及陕籍降众中的一部分迁往化平川(今宁夏泾源一带)。同治十年二月初二日上谕记,陕籍就抚者除被亲属领去的,尚有男女九千四百余口安置在华亭县化平川。冯邦栋等负责发粮、丈地和分房,喻胜荣负责弹压。领粮与受管束是同一批人的两种经历。新设化平厅的土地原分属平凉、固原、华亭、隆德四州县,旧田赋原额难以随地界准确分开,还得重新丈量核算。强制迁居给家庭留下的代价不只是一季收成。有人失去原村的亲邻、清真寺和祖坟,重新经营田产时,还要受出入与买卖的稽核。地方官编的厅志能说明设治的宗旨和所划地界,不能证明每一户都领足所列物资。化平厅文书所录上谕,影印第36页、化平厅志所载建置、蔡宇安论战后社会经济

城里与乡下的回民聚落也有不同遭遇。今天在西安能够查到清真寺和老坊的延续,在某些郊村则要靠碑铭和坟园才知道这里曾有回民聚居。新来承垦的农户可能获得田地,城里得到保护的店家可能恢复交易,从陕东被迫迁居化平的人却很难取回原有田产。马占鳌一系依靠军职获得的地方影响,更非安置册里普通人所享有。各地后来形成的聚落格局,里面有旧有的邻里,也有官员以户籍、军队和地权划下的新界线。曹长春等、西安回坊聚落研究、Lipman,第四章

越过天山的两次迁徙

陕西和甘肃的战事为一部分人的西行提供了起点,新疆本地的战争却早已展开。库车在 1864 年起事,早于肃州陷落九年。此后阿古柏在南疆建立统治,俄军又在 1871 年占领伊犁。1876 年起清军进兵天山南北,到 1877 年逼近喀什时,从关内辗转而来的人、本就出自新疆的武装与他们的家属,都在寻找出路。河州投降、化平安置和越过天山,是从战区走出来的不同命运。李恩涵,第120–124页、Dyer,第二章、《中俄改订条约》第一条

喀什一带越山逃难的三支队伍与伊犁条约后迁居七河的不同去向

图二 1877—1884 年两批越境者的出发地和主要落脚地点。上半图表示逃难队伍在行途中分开,下半图表示伊犁居民先后迁居的方向。箭头标示有文献依据的去向,不能用来测量实际里程。原创示意图,来源及许可见图内。 打开迁徙去向原图 · Dyer,第二、三章、Галузо,表1

1877—1878 年之交,多支队伍在喀什失守前后越境。马大人率领的主要是吐鲁番一带来的人,经山口前往费尔干纳,约一千人在奥什落脚。来自甘肃狄道州(今临洮)的阿訇“阿爷老人”所领一支,与白彦虎部分开,经别迭里等山口,1878 年春有 1,130 人安置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卡拉科尔附近的伊尔德克。白彦虎带的陕西部众从喀什往恰克马克山口、纳伦方向走。后来记述称,妇幼、老人在前,青壮在后。这支队伍有 3,314 人安置在托克马克附近的卡拉库努孜,今哈萨克斯坦马三奇一带。三处数字各有记录时点,尤其奥什只是概数,只能用来说明抵达者的规模。越山途中冻饿死了多少人,没有可以逐一核对的出发名册。Dyer,第二章〈The First Migration〉

边民借马驴接走走不动的人,俄方在一些路段设站供食,官员另行拨地。奥什一支嫌所给山地不宜灌种,请求迁近城郊未果,有人后来租地或受雇谋生。伊尔德克的新住户同样需要牲畜、种子和渠水,得到一块地之后,还要设法凑齐农具、开渠。俄方的报告往往在某日某地清点获安置的人,家庭相传的则是哪一家分散、哪一段路有人没能走完。白彦虎部留下的材料最密,不能把这支队伍遭受的一切都套在另外两支身上。Dyer,第二章各聚落小节

第二批主要是伊犁居民。1881 年 2 月 24 日(俄历 2 月 12 日),中俄在圣彼得堡订约。第三条允许当地居民留在原地、保留中国国籍,也可迁俄入籍,期限自交还伊犁之日起一年。它适用于当地居民,未按宗教限定。实际迁移集中在 1882 年秋至 1883 年春,仍有小批人到 1884 年初继续过境。有人提前收割、处置家产,分批向西走。沿途已有可谋生之地,只有部分人最终抵达原先指定的索库卢克。条约规定了选择的资格,家庭如何权衡去留,还受财产、亲属和地方官员影响。《中俄改订条约》第三条、Dyer,第三章

俄文研究者 П. Г. Галузо 刊出的七河地区登记表,将截至 1884 年 6 月 1 日从伊犁迁入的东干人列为 1,147 户,男 2,439 人、女 2,243 人,合计 4,682 人,另栏计维吾尔等居民。Dyer 所引的同组登记不能再算一份独立证明。东干学者尤苏罗夫认为部分晚到者隐瞒行踪,登记有漏。这给出了漏登的理由,却没有补出完整名单。中文条约没有迁民总数,俄方按户与人口类别统计,社群回忆又以祖籍、亲属和领路人来认人,三个来源所回答的本来就是不同问题。Галузо,《革命前七河地区的维吾尔和东干农民》,表1、Dyer,第三章及注156–157

“东干”(Dungan,俄语 дунгане)是中亚环境中流通、后来成为社群名称的称呼。在七河等地生活下来的人延续了陕西、甘肃方言和伊斯兰信仰,后来又在苏联的学校、出版物和民族分类中形成新的共同经验。东干语采用西里尔字母,语言学者 Dyer 接触这一社群的起点就是一本这样的儿童课本。奥什一些移民同当地居民通婚,伊尔德克村则长期保存着自己的方言。回头用“东干”称呼 1862 年所有西北穆斯林,会把战争以后才形成的共同身份向前挪了几十年。Dyer,序及第二至四章

记述者站在哪里

1878 年,法国人 Dabry de Thiersant 将从穆斯林方面打听到的故事写进法文书中。他先写团练争战利品,继而写孝义镇有人未经主人许可砍竹,地主先后向教长、团首和县官申诉,最后邻镇团练袭击秦家村(Tsin-kia,音译),有居民逃出。1910 年,英国传教士 Marshall Broomhall 在 Islam in China 第 151–152 页说明自己沿用这本法文书,英文却说全村穆斯林被杀。连砍竹是否经过议价、村民有无幸存者都因文本而异。英语、法语在这里是一条转述链,只能算一份来源。东干医生 Li Kekui 则在俄境应波雅尔科夫之请写下亲历,文字从中文译为俄文,后又进入 Dyer 的英文研究。他叙述张芾携有皇帝密令,提供了流亡者怎样理解扣杀张芾的证据。文字传承可以追踪,密令原件及其官府递送过程仍无从核实。Dabry de Thiersant,1878,卷一第160–161页、Broomhall,1910,第151–152页、Dyer,第二章所译医生记述及其传承、王永曦

盖钰在 1829 年任大荔知县。1850 年刊《大荔县志》称赞他断案和办理军需的才能。1879 年续志再写他的政绩,压制回民成为值得褒奖的本领。王永曦对读两版〈良吏传〉,指出战后的修志者会依自己经历的冲突,重新挑选一个战前官员值得称道的事。若只看后一本,容易把 1879 年的好恶错认作 1829 年县里的日常。清军报捷折主要对朝廷负责,将死者区分为“首”“从”“老弱”,涉及请功、请恤及事后追责。它未必交代夜里发生的每一起杀人,反而在明记主帅命令和各营点验日期时,提供了最能落实责任的记录。碑刻所列村坊、人名更接近立碑当时的社群,谈不到百年后的作战经过。王永曦,第63–64页、《左文襄公奏稿》卷四十四、解家村碑刻记录

马长寿等人于 1950 年代赴陕西调查,所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到 1993 年出版。村民讲述祖辈避难的道路、共同祭奠的日子,也谈村里哪些人先动手。记录中有现场遗物、有父祖转述,调查者还须挑选、编排和核对。在某地访得几户传说同一事件,只能说明记忆在这个地方传承,有时几户人本来就在转述同一个源头。田村和彦后来在关中所做的民俗调查又离战争更远,适合回答后人怎样记住、祭祀和谈论战争。把这些材料与奏报放在一起,能看出堡外哪些人曾向堡里求生,也能看出官书里写作“收复”的一天,对城内居民意味着什么。调查本书目(1993)、路伟东引用的调查记录及页码、田村和彦,关中调查报告

在同治元年的关中,地方军事化能够解释许多原本互不相干的村庄为什么迅速卷入战争。冯元佐六年前还能同仓头回民联手反对摊税,世代仇杀的解释容不下这次合作。1862 年凤翔城防兵按住处和身份杀害两坊居民,单凭贫富也无法说明他们如何挑选目标。教主和商旅的关系能解释马化龙为什么能守金积堡,却解释不了马占鳌为何率部助官。用朝廷的“叛乱”概念能读懂奏报上为何要讨、要抚,解释不了为何同是来降,四地官军却选择了不同的处理办法。至于肃州哪些人死在兵营里,则须追查接降以后下达的军令。王永曦、黑岩高、Lipman、李恩涵

渭南竹市第一位死者是谁,仍有说法相反的早期文本。整个西北有多少人直接被杀,仍缺足够的地方名册和可分死因的统计。肃州降众在交械点验后被杀,主帅自己的奏折写下了命令和日期。伊犁的统计则留下另一类痕迹。至少有 4,682 人离开了当地户册所覆盖的地域,在七河的迁入登记里,还能找到他们。

年代与地点索引

表二 1856—1884 年与陕甘战争有关的时间线。 年份按公历年,正文标为农历的月日沿用史料,不作逐日换算。各行列出主要转折,重叠年份表示几处战场并行。王永曦、李恩涵、Dyer

时间 地点和行动者 对后续的影响
1856、1860—1862 渭南县民联手反对盐课摊派。数年后官府推广团练。1862 年太平军进陕,渭南、华州等地发生村斗,张芾调停遇害 原先可联合请愿的村庄开始分头守卡设防,报复扩及未参战住户
1862—1865 六村堡陷落,凤翔两坊被杀。多隆阿进攻关中据点,部分陕籍营众西移。平凉战事已起,马文禄后来据肃州。1864 年新疆库车另起战事 西迁者遇到已有武装和地方权威的甘肃社会,新疆另有战场
1866—1869 西捻军入陕再入晋,左宗棠先追捻后回师。雷正绾、黄鼎等进攻陇东董志塬 清军逐步集中,陕籍营众再次分散
1870—1873 刘松山战死后刘锦棠接军。1871 年金积堡降众被杀、分迁,1872 年河州受降、西宁易手,1873 年肃州降众被杀 关内有组织抵抗陆续终结,收编、强迁和处决同时展开
1876—1884 清军进兵新疆。1877—1878 年喀什附近队伍越山。1881 年伊犁订约,其后居民分批迁俄。1884 年新疆建省 冬季逃难与条约迁居各自形成聚落,在中亚延续数代

参考资料与版本

清代文书与地方记录。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进书表及序、卷十三、卷二百三十五、左宗棠筹饷与董志塬奏稿、金积堡奏稿、河州议抚奏稿、西宁奏稿、肃州奏稿。这些链接是整理本或数字转录。密奏、上谕、事后报捷形成的时间与用途不同,《方略》战后按官修次序汇入各件,重复同一奏文只计作一份证据。

区域社会与战事。 王永曦《地方军事化与族群动员:同治初年陕西回汉冲突爆发原因再诠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31期,2026年3月,第55–101页、黑岩高〈械闘と謡言〉,《史学雑誌》111卷9号,2002年,本文据其摘要。李恩涵《同治年间陕甘回民事变中的主要战役》,同刊第7期,1978年6月,第95–124页。Jonathan N. Lipman,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第四章。文中转引的马进斗供词、乡绅私记和调查访谈,均标明经何人整理或征引。

人口、安置与迁徙。 曹树基,2005,清代估计的修订及所据原表、路伟东,陕西战荒分期估算、陕甘跨期人口表、战时人口迁移个案。中俄伊犁条约文本。П. Г. Галузо,俄文七河农民研究。Svetlana Rimsky-Korsakoff Dyer, Two Dungan Migrations,第二、三章及注释。俄方逐户登记原件未见,所引数字依据刊出的汇总与研究者说明。图一底层河流和坐标的来源、图二所据研究及两图许可均标在图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