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至1945年的香港,公共权力主要来自英国对当地的军事占领、此后的条约安排和英国王室授予的殖民管治权限。港督及其官僚掌握行政与立法议程,伦敦保留任命、监督和改动制度的权力。居民能够通过诉讼、商会、慈善机构、乡村组织、报刊和罢工影响政府,但大多数人不能选择统治者,也不能靠选举撤换政府。少量华人进入议事机构、有限的市政选举,以及法院逐渐建立的程序约束,都是真实变化;这些变化没有在战前形成全港居民平等授权的政府。

这一时期的制度因此需要分开评价:殖民行政与法院能够增加秩序和可预期性,同一套制度也能制定族群差别待遇、限制结社,并在冲突中扩大警察和紧急权力。判断其性质,必须同时检查权力来源、法律内容和居民实际拥有的救济渠道。

本篇讨论1841—1945年,必要时追溯清代;全系列资料核验截止2026年11月15日。

系列导航:1.殖民统治的建立与居民的位置(本篇) · 2.战后改革为何转向行政吸纳 · 3.谈判与过渡期的制度选择 · 4.回归后的权力如何运作 · 5.政改僵局与冲突升级 · 6.安全与参与规则的重组。

香港的范围分三次形成

英国占领以前,当地已有村落、墟市、渔业、宗族和沿海军事设施,并非等待建城的无人之地。今天的香港大部分地域在明清时期属于新安县,县衙设在南头。县级官署管理赋税、诉讼和治安,但日常生活也依靠宗族、乡约、庙宇与地方绅士维持。县治记录呈现的行政归属,不能直接等同于政府对每个村落拥有同样强度的管理,更不能把宗族协商当成现代的一人一票。嘉庆二十四年即1819年的《新安县志》,保存了这一地区的村庄、山川、官署和海防资料。《新安县志》的文献介绍

1841年1月英国军队占领香港岛,发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军事占领、清政府签署条约和殖民政府正式成立,是三个不同步骤。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第三款规定割让香港岛;1843年交换批准书后,英国依据殖民宪制文件确立正式管治。1860年与1898年的安排,又改变了管治范围。把整个香港写成一份1997年到期的租约,会把这三段历史压成错误的法律关系。《南京条约》第三款、中英《北京条约》续约第六款、1843年文告及档案展示

表1:构成香港殖民管治范围的三次条约安排

文件与日期 涉及地域 文本中的安排 需要区别的边界
《南京条约》,1842年8月29日,第三款 香港岛 割让予英国君主及其继承者,文本无到期日 不包括九龙半岛及后来租借的新界
《北京条约》中英续约,1860年10月24日,第六款 九龙半岛南部及昂船洲 将此前租用的相关地域改为割让 并非今天所有被称为“九龙”的地方;后来有“新九龙”的行政划分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8年6月9日 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的地区及有关岛屿、水域,按附图与后续勘界确定 租借99年,自1898年7月1日起算 九龙城内原有中国官员管辖权另有保留;新界1899年才实际接管,英国随后单方面排除城内保留管辖

表中前两项以条约相关款为依据;1898年专条还规定边界由双方勘定,并对九龙城内中国官员行使职权与香港防务的关系另作安排。《南京条约》第三款、中英《北京条约》续约第六款、1898年专条英文本

租期起算并不等于立即完成接管。英国在1899年4月实际接管新界时遭遇地方抵抗;同年12月27日,英国又以枢密院令单方面撤销九龙城内保留中国官员管辖的条款。这说明条约安排、军事控制与行政落实之间还有冲突和追加行动。《香港2017》“History”,第332页;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逆权管有》咨询文件,2012年12月,第55页第4.2段

这种区别在1980年代成为谈判的现实条件。港岛、九龙南部与新界已经共同承担港口、住宅、水源、道路和产业功能,法律上的取得方式不同,并不意味着到1997年可以轻易拆成三个分别运作的社会。第三篇将讨论中英政府如何从不同的法律起点,谈到对整个香港的安排。

“殖民统治”在这里指外来宗主国任命统治机关、当地居民缺乏平等政治授权的管治关系。这个历史分析概念,与中国政府对条约主权效力的立场需要分别说明。英国以这些条约为殖民管治依据;中国历届政府对不平等条约的立场及后来的交涉有所演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持香港属于中国领土,不承认不平等条约改变其主权。确认香港曾受英国殖民统治,并不要求接受英国主权主张;确认中国的主权立场,也不能抹去英国实际行使统治权的历史。香港教育局关于历史与法理用语的说明,2022年8月2日

1845年地图中的香港岛、九龙湾入口与周边岛屿

图1:1845年刊印的《香港地图》。图中香港岛是主体,北侧画有大陆及九龙湾入口,图例标出营房、警署、港务长和总督住所等设施。画入地图的地区并不因此都属于当时的殖民地;这张图未标示后来1860年、1898年的条约边界,只用于对照地理位置。

出处:William Dallas Bernard、William Hutcheon Hall,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the Nemesis, from 1840 to 1843,第2版,伦敦:Henry Colburn,1845年,第246页附图;绘图者未识别。Wikimedia Commons原图与书目信息。该历史图像标为公版(PD-old-100-expired/Public Domain Mark),此处沿用原图,未另绘疆界。核查范围为图像及其出处页,未据此声称通读原书。

从伦敦到港督:权力怎样运行

1843年4月5日《英皇制诰》确立香港为独立殖民地,并设置港督、行政局和立法局。4月6日《皇室训令》把任命、议程、会议与向伦敦报告的办法写得更细。这两份文件构成早期殖民宪制,却没有把英国本土的议会内阁制移植到香港。英国君主在本土制度中的地位,与君主通过殖民地大臣授予港督的实际管治权,不能仅因出现相同名称就视为相同。1843年制诰全文、1843年训令全文

行政局是协助港督处理行政事务的机构;立法局参与制定条例。早期两局人员高度重叠,成员来自任命,行政局并不需要取得民选议会信任。1843年训令第3款授权港督任命三名立法局成员,第7款把提出法例和启动议题的权力集中于港督;议员即使认为某事应当讨论,也主要通过书面意见及会议记录留下主张。第9款要求每半年把会议记录送交英国国务大臣,第10款禁止以本地条例抵触制诰及训令。港督的强势有清楚的制度来源,也受上级授权边界限制。《皇室训令》第3、7、9、10款

立法权也并非一百多年毫无变化。1843年的表述是港督征询立法局意见;1888年的制诰改为须经立法局“建议和同意”制定法律。在法律程序上,立法局取得更明确的同意权。但是,当议员仍由任命产生、官守议员占据优势,且港督同时主持立法局时,同意权并没有使政府转为向选民负责。立法会《议事规则及行事方式参考手册》,第1章,第1.13—1.14段及相关注释

财政同样具有双重性质。税收和拨款需要通过法律及议会程序,政府必须说明经费用途;财政议程却主要由行政机关准备和提出。早期伦敦还能审查殖民地的法律与支出安排。1847年英国下议院曾追问香港拨款兴建圣公会教堂是否获得本国政府批准,说明宗主国议会可以追究殖民地行政,但参与这条问责链的是英国部长和议员,香港居民没有因此取得同等的投票权。英国下议院,1847年6月1日、立法会财政程序说明,第12.5段

伦敦对港督的任命和指令、王室对条例的保留及否决权、法院的裁判,以及本地商界对税费和贸易条件的反对,都能限制行政决定。不同约束保护的利益并不相同。商人能阻止一项增加成本的政策,并不等于工人、妇女或贫困居民也有同样力量。评价殖民制度时,“港督并非可以任意做任何事”和“居民没有普遍政治问责权”可以同时成立。

华人进入议事机构以后,谁仍在外面

“官守议员”指因政府职位或官方身份进入议会的人;“非官守议员”则不担任相应政府职务。非官守并不等于民选。1850年立法局首次加入非官守议员,首先进入的是欧洲商人。1880年伍廷芳临时填补席位,成为首位华人立法局议员;1884年黄胜的任命延续了华人参与。行政局到1926年才有首位华人成员周寿臣。族群壁垒确实逐步松动,但最终决定人选的仍是殖民任命体系。立法会历史与组成、《香港2014年报》历史章

这些华人议员并非毫无作用。他们拥有语言、教育、财富及社团网络,能够向官员说明华人社会的反应,也能对法案提出异议。问题在于,任命一个有声望的人,只能证明政府接受某种意见进入决策,不能证明全部华人授权他代表自己。华商与雇工对工资、税负、罢工的利益可能相反,乡村地主和佃户也不具有一致立场。

东华医院于1870年成立,保良局于1878年成立,提供医疗、救济、保护妇孺等服务,也成为官民之间的中介。华人领袖组织募款、处理纠纷及向政府交涉,港府则借助这些社会资源弥补人员、语言和公共服务能力的不足。政府既需要他们,也防止他们成为独立的政治权力中心。东华的慈善实践说明,华人社会能够组织公共事务;它并不能证明董事局拥有全体居民的政治代表权。香港记忆:东华与十九世纪华人社会、东华三院发展历程

新界的组织基础又有不同。宗族、村落和乡绅能把土地习惯、征租、建屋等争议集中起来,向政务官甚至伦敦提出意见。1920年代有关农地建屋补地价的冲突,推动乡村领袖联合交涉;1926年成立的乡议局,成为持续与政府沟通的组织。政府承认和利用地方中介,也会改变原有权力分配:较能掌握土地、族谱和对外交涉资源的人,更容易被视为“地方代表”。乡村内部女性、佃户和后迁入居民的利益,未必获得同等表达。乡议局沿革、卢省言《丁屋政策中的传统再诠释以及新界女性之困境》,2024年,相关历史讨论

妇女不仅因没有全港选举而缺乏政治权利,也受到教育、职业和财产制度限制。贫困男性同样难以进入以财富、专业资格和英文能力为条件的渠道。族群歧视因此不能完全解释政治排除:欧洲普通劳动者没有自动获得对香港政府的全面授权权,华人富商也不能因获得任命就代表华人下层。阶层、族群、性别和居留资格相互叠加,决定了谁能把意见送进官署。

洁净局选举的突破与限度

1883年成立的洁净局负责环境卫生、公共健康等市政事务。1888年首次产生两名民选成员,选民范围与陪审员名单及纳税资格相联系,门槛很高。这是实际存在的地方选举,不能从香港史中删去;它也远远不是全体成年居民选择全港政府的制度。1896年立法局讨论洁净局重组时,仍明确区别官守、委任和有限民选席位。1896年7月8日立法局会议记录,第33页起

1930年代洁净局改组,并于1936年以市政局名称运作,职能逐渐扩大。它处理的卫生和公共设施,直接影响居民生活,因此不能因权限有限就说选举毫无意义。但是,选民只能决定部分席位;市政机构也不能任命港督、决定对华政策,或使整个殖民政府因失去议会多数而下台。1990年11月28日立法局关于市政制度沿革的讨论

支持渐进改革的一方可以据此提出有力论证:地方职能具体,较容易积累竞选、公开辩论和财政管理经验,直接跳到全港政府竞争未必是唯一道路。反证在于,这条道路长期没有相应扩大选民基础和上层政治责任。如果行政机关一直决定何时扩权,地方经验也可能长期停留于局部参与。检验渐进改革,应看下一步是否真实发生,而不能只看最初存在过一次选举。

法院可以约束官员,法律也可以制造不平等

1844年8月21日第15号条例设立香港最高法院,并规定英国法律在当地适用的基本安排。法院、律师、证据规则和上诉渠道,为合同、财产和刑事审判提供了较为固定的程序。普通法主要指通过判例发展并与成文法共同适用的法律传统,不能仅凭这个名称推导出当时已经具有普遍而平等的政治自由。律政司〈香港普通法的发展〉,2017年5月25日,第15段,第5页

法治至少包含两项不同问题:官员是否必须依据法律办事,以及法律本身是否平等保护人。早期诉讼中的语言、翻译、律师费用和对华人证人的判断,会影响程序能否被普通人有效使用。Christopher Munn研究早期香港刑事审判时,追踪了庭审规则与实际运作之间的差距;这一研究提示,不能把后来形成的司法声誉倒推到1840年代的每一次审讯。Munn,〈“Giving Justice a Second Chance”: The Criminal Trial in Early British Hong Kong, 1841–1866〉,1997年

1904年山顶居住限制提供了更直接的例子。4月19日立法局讨论相关法案时,政府以欧洲人健康和山顶空间有限为理由辩护,并指出港督会同行政局可以给予华人豁免。何启承认法案带有针对华人的阶级立法色彩,却接受了政府的卫生理由而不予反对。这里既有华人议员发言,也有依法制定的族群差别待遇;程序上的议论与批准,并没有消除限制本身的不平等。1904年4月19日立法局会议记录,第17—18页

为这项政策提出的最强辩护,是当时疾病风险、居住密度和殖民人员健康确有现实压力。但如果规则主要按族群区分可否居住,且保留行政豁免,那么它选择的并非对所有居民一体适用的密度和卫生标准。这个判断不需要猜测官员的私人恶意:比较法律采用的分类与声称要解决的问题,就足以识别其中的特权。

罢工使缺乏选票的居民获得谈判力量

1922年海员罢工由工资、雇佣中介及华人与非华人待遇差异等问题推动。工会通过停工削弱航运运作,其他行业参加后,劳资争议变成殖民地的治理危机。港府封禁工会,采用通行限制,并在2月制定紧急法规;3月沙田发生军队向离港罢工人群开火的事件。罢工最终以加薪等安排结束,说明企业收入与城市运作受到影响后,政府和资方必须回应没有议席的劳动者。基尔大学研究文章,2022年8月3日

制度后果并不限于一次工资协议。1922年第5号《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建立了让行政机关在特殊情势下迅速制定规例的工具。1923年宪报保存了该条例未被伦敦否决的通知。这说明紧急权力进入了正常法制的授权链:它既可以应对行政机关认定的危机,也可能显著扩大对人的流动、新闻和组织活动的控制。后来不同年代的使用,要逐次核对当时条文和规例,不能把现行版本直接套回1922年。香港大学馆藏:1923年1月19日宪报第26号通知

1925—1926年省港大罢工,则把本地劳动条件、反帝运动与广州政治组织更紧密地连接起来。上海五卅事件与广州沙基惨案激化反英情绪,大量工人离港,罢工组织以广州为基地实施抵制和封锁。广州国民政府1925年7月22日的训令,明确涉及罢工委员会办公地点、救济资金、粮食运出限制及运输安排。这是可指认的政治和物资支持,不能仅写成抽象的“外部影响”。《国民政府维持省港罢工委员会决议案之训令》,1925年7月22日

中国共产党参与组织及动员工人,国民党执政的广州政府提供支持,工人则有工资、尊严和劳动条件的实际要求。几个层次共同作用。只写“革命党操纵”无法解释工人为什么愿意承担长期失业和离家的代价;只写“自发经济抗争”又解释不了救济、纠察、封锁与跨境组织如何持续。《省港大罢工资料》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的网络转录

华人商界也没有一致支持罢工。贸易受损后,部分商会和慈善机构领袖要求停止资助罢工,尝试与广州方面交涉。港府同时采取新闻审查和紧急管制;1925年底港督金文泰与广州方面恢复接触,为后来的谈判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华人精英、罢工工人和广州政府能够在反帝语言上出现交集,却仍会在经济损失、动员方式与政治目标上分化。《香港志·总述、大事记》,1925年6月、8月及12月相关条目

罢工扩大了工人的组织能力,也伴随强制纠察、贸易中断和政府镇压的成本。它证明社会力量能够迫使政府谈判,却没有把这种力量转化为稳定的全港选举授权。运动结束以后,公共权力的正式产生方式仍然延续殖民宪制。

日本占领造成制度断裂,1945年恢复的是英国统治

1941年12月25日英军投降后,日本占领当局取代英国殖民政府。1942年成立香港占领地总督部,军事与警察系统拥有广泛控制权。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对“香港宪兵队”的说明,引述1942年命令,将一般行政警察、司法警察和消防,以及出版、集会、通信、广播等领域纳入宪兵职掌。权力的军事来源与监督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不能把这一时期写成换了国旗而照常运作的英国普通法政府。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香港宪兵队

占领统治对居民生活的控制不限于禁止集会和出版。战争破坏贸易与粮食供应,占领当局在后期以减轻粮食压力为由组织大规模驱逐人口;居民亦自行逃往澳门或内地。《香港2017年报》估计,1945年8月人口约为60万。这个数字不能全部当作死亡人数,也不能全部当作强制驱逐人数,因为离港途径和原因不同。粮食、迁徙与警察权相连,使居民能否留居、获得救济和维持组织,直接取决于军事行政的决定。香港政府,《香港2017年报》第22章,印刷页334

原有社会组织并未全部消失。东华三院继续医疗与救济工作,但资源和服务条件受占领当局及战争形势制约。邝智文2025年的研究摘要指出,战争后期日本当局逐渐把救济责任转交华人精英,东华依靠公众捐款维持运作。这一材料支持把慈善延续、被迫合作与政治认同分开判断;不能仅凭某机构仍营业,就推断其成员一致认同占领统治。邝智文,〈从东华董事局工作初探日本占领当局与华人精英互动〉,2025年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曾遭拘禁的辅政司詹逊先组织临时行政;8月30日夏悫率英国舰队抵港,随后建立军政府。军事接管并不等于文官宪制当日完整恢复,直到1946年5月1日杨慕琦重新就任港督,民政政府才正式恢复。英国下议院1945年11月的答复仍明确说明香港处于军事行政之下。《香港2017年报》历史章、英国下议院,1945年11月19日,第416卷,第194—195W栏

英国重新取得统治权,依靠的是盟军战后安排、外交交涉与实际军事接管,没有经过香港居民就统治者举行的普遍投票。战争又使殖民政府不得不讨论,恢复旧有任命制度是否足以维持统治。1946年提出的杨慕琦改革,把这个问题从社会批评变成正式制度方案。

本篇年表

表2:1841—1946年地域、权力与居民参与的重要节点

日期 事件或决定 制度后果及后续联系 主要依据
1841年1月 英军占领香港岛 军事控制先于正式殖民宪制 《香港年报》历史章
1842年8月29日 签署《南京条约》 第三款规定割让香港岛 条约第三款
1843年4月5—6日、6月 颁发制诰、训令,随后交换批准书及正式建立管治 港督、两局及伦敦监督成为制度基础 制诰、训令;政府档案处1840年代展示
1844年8月21日 最高法院条例 建立法院及英国法律适用框架 1844年第15号条例
1850年 立法局加入非官守议员 商人进入正式议事机构,仍属任命 立法会历史资料
1860年10月24日 中英《北京条约》续约 九龙南部及昂船洲改为割让 第六款
1870、1878年 东华医院、保良局先后成立 慈善服务与华人中介组织发展 东华及香港记忆历史资料
1880、1884年 伍廷芳、黄胜先后进入立法局 华人精英进入任命制议会 立法会历史资料
1883、1888年 洁净局成立,后加入两名民选成员 有限市政选举出现 立法局历史记录
1888年 制诰确立立法局同意立法的地位 程序权力增加,未改变任命基础 立法会参考手册第1章
1898年6月9日、7月1日 签署展拓界址专条;99年租期起算 新界纳入英国管治安排 专条正文及附图规定
1899年4月、12月27日 新界实际接管;英国以枢密院令排除九龙城保留管辖 条约安排转为实际统治,过程中遭遇抵抗 《香港2017》第332页;法改会咨询文件第4.2段
1904年4月 立法局审议山顶居住限制 族群差别待遇进入成文法 4月19日会议记录
1922年1—3月 海员罢工、紧急立法及谈判 工人形成经济压力,行政紧急权扩张 基尔大学研究;1923年宪报
1925年6月—1926年 省港大罢工与抵制 跨境政治资源与本地劳工动员结合 广州政府训令;大罢工资料
1926年 周寿臣进入行政局;乡议局成立 华人精英与乡村中介渠道扩大 年报;乡议局沿革
1936年 市政局以新名称运作 地方公共服务机构延续有限选举 立法局关于市政制度沿革的讨论
1941年12月25日—1945年8月 日本占领 军事行政取代英国殖民制度 JACAR;政府历史资料
1945年8月30日—1946年5月1日 英国军事接管,随后恢复民政 恢复殖民统治,并开启战后改革讨论 年报;1945年英国议会答复

全系列总体年表

表:香港政治制度的主要转折,1841—2026年。此表提供跨篇定位;具体决定、前后步骤与来源见各篇详细年表及正文。

时段 权力结构的变化 居民参与及制度约束 对应篇目
1841—1843 英军占领香港岛,《南京条约》割让条款与殖民宪制先后建立 港督及两局由英国任命,居民没有组成全港政府的选举权 第一篇
1860—1899 九龙部分地区及昂船洲割让;新界另以99年租期扩展管治范围 地域扩大,同时保留、改造部分乡村中介组织 第一篇
1888—1936 洁净局出现有限民选席位,后改组为市政局 地方事务有狭窄选举渠道,立法局仍无民选议席 第一篇
1941—1946 日本占领中断英国管治;战后先军管、后恢复殖民文官政府 强制征用与人口迁移之后,政治代表改革重新提出 第一、二篇
1946—1982 杨慕琦方案未实行;1960—1970年代加强社区联系、公共服务与廉政制度 咨询和行政回应扩大,1982年区议会选举建立新地方渠道 第二篇
1982—1984 中英谈判达成1997年整体移交安排,签署《联合声明》 香港居民有咨询和游说渠道,没有条约缔约或最终表决权 第三篇
1985—1997 立法局引入间接及直接选举;《基本法》通过;过渡衔接安排破裂 选民范围扩大,功能界别和行政主导保留 第三篇
1997—2012 特区宪制运行,终审法院成立;主要官员问责制及2010年政改先后实施 法院、议会和社会动员能够影响部分政策,中央保留解释与政制决定权限 第四篇
2014—2019 行政长官普选方案被否决,参选、宣誓及街头冲突持续升级 议会选举与集体行动并存,双方对程序合法性和政治代表的分歧加深 第五篇
2020—2021 香港国安法实施,选举制度重组 国家安全与资格审查进入新的制度安排,参选门槛及议席构成改变 第六篇
2023—2024 区议会重组,香港本地《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 地区治理加强委任和行政统筹,国安实体罪与程序制度进一步扩展 第六篇
2025—2026年11月15日 新一届立法会选举及2026年国安实施、程序规则继续落实 竞争、司法保障与执行效果须按具体机制分别评价,不能用政策目标代替结果 第六篇

参考资料与查阅范围

一手制度材料采用当时版本。档案网页有时提供原文转录,有时仅提供目录或选件;下列范围不代表亲临档案馆或阅读相关全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