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土地改革08:土地改革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吗
土地改革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但效果取决于它实际改变了什么:农民对增产收益的支配、土地使用的稳定性、经营规模,还是作物选择。东亚的经验没有给出一个适用于所有改革的增产系数。中国大陆家庭承包研究和韩国新近县级研究提供了正面证据。日本与台湾的研究则表明,产权再分配对增产的贡献,有时小于通常叙述中的分量。
改革之后发生增产,是需要解释的历史事实。战争结束、投入品恢复、品种改良、灌溉修复也可能同时发生。要把其中一部分归于土地制度,既要说明农民面对的约束如何改变,也要找到能够排除其他解释的比较。
系列:土地改革如何改变东亚|第 8 篇 / 共 10 篇|系列目录|上一篇|下一篇
单产、劳动生产率与农民收入不是同一指标
每亩粮食产量适合衡量土地利用,不能完整衡量生产效率。一个家庭在同一块地上投入更多劳动,可能提高单产,却降低每个劳动日的产出。反过来,农业劳动力转向工业,留在田里的劳动者人均产出可能提高,即使每亩产量没有变化。这两种变化,对粮食供应和家庭收入的意义并不相同。
总产量还取决于播种面积和复种。如果一块地由每年一季变成两季,每年收获会增加,但以播种面积计算的每季单产未必同步上升。跨地区比较时,耕地面积、播种面积、收获面积三种分母必须分开;公斤、稻谷和碾成的大米也不能直接拼接为同一序列。
总要素生产率试图进一步扣除土地、劳动、资本和肥料等投入的变化,但它依赖投入记录和生产函数假设。Lin的1992年研究用固定价格汇总19种作物,并单列劳动、耕地、农机耕畜和化肥;它估计的种植业增长,不能改名为包括畜牧、水产在内的全部农业增长。Lin,1992年,第40—43页
农民收入又多一层分配问题。地租下降后,即使田地产量未变,原佃户也能保留更多收成;若同时承担购地偿付和更高公共负担,净所得的增幅就不同。因而,生产率估计不显著,并不等于改革对农民没有价值;增产显著,也不能自动证明每类农民生活都改善了。
产权怎样影响生产,需要先看原来的合同
分成租佃下,农民增加劳动或肥料,新增产出还要按比例交租,其私人回报可能低于自耕情形。改为所有者后,这个差距可能缩小。若长期投资有被撤佃、涨租夺走收益的风险,租期稳定和改良补偿也能提高投资意愿。这是土改可能兼顾再分配与效率的具体理由。
固定租额则不同。交足租额之后,额外产出本来就由农户保留;减租首先增加收入,未必按相同比例改变额外劳动的回报。它仍可能通过缓解资金紧张、降低风险而改善生产,但必须另找证据。台湾1951年条例同时规定标准产量、书面租约、最低租期和特别改良补偿,恰好说明同一政策涉及数种不同渠道。原始条例,第2、4—6、13条
经营规模也有两面。家庭劳动便于监督,密集稻作可以利用细致管理;较大农场则可能节省机械、水利和运输成本。把大地主的所有权分给原有佃户,有时并没有切碎一个大规模经营农场,因为它原先就是分户耕作。评价平均化的后果,应比较经营面积、地块形状和作业组织,不能只比较产权登记在多少人名下。
这些机制允许产生不同结果。韩国Kim、Lee的模型就同时考虑租佃激励改善和土地上限造成的配置损失;效果方向随原租约分成条件改变。其模型是检验机制的一种方法,参数计算出的增产幅度不等于直接观察到的历史事实。Kim、Lee,2025年3月工作稿,第9—12、20—22页
日本:所有权巨变,没有对应同等规模的经营重组
日本战后改革把大量佃农变为自耕农,但田地仍主要由原来的小农经营。Kawagoe的历史研究指出,战后农业增长还应考虑战前积累的技术和战时短缺投入的恢复;把粮食恢复直接归于所有权转移,缺少充分经验支持。他同时承认改革的分配和社会意义,并将投资、消费需求的影响列为仍待实证的问题。Kawagoe,1999年,第35—37页
这项研究支持对单一解释保持谨慎,却不是一场把其他政策全部控制住的自然实验。其证据不足以证明日本土改对生产毫无影响。更合理的判断是:在原有小农经营和技术条件相对成熟的情况下,产权改变未必产生一次特别大的直接增产跃升。
有本宽、藤荣刚与仙田彻志利用1935年山形县庄内地方农户资料,也没有发现清晰的农场规模与土地生产率负相关。研究同时发现部分缺地农户租入不足、家庭劳动力相对过多。它说明“小农必然亩产更高”并非无条件成立;由于只覆盖一个地区、一个战前年份,不能把它当成日本全国战后改革的因果估计。《经济研究》2017年第68卷第4期,日文及英文摘要
日本案例因此把问题落到了原有经营关系上。大地主退出,可能强烈改变财富和地方权力,却只小幅改变已经实行家庭经营的田间生产。衡量分配改革的成败,需要容纳这种组合。
韩国:新研究支持增产,但比较跨度带来限制
Kim与Lee把改革前租佃土地占比较高的县,视为受到更大改革冲击的地区。其农业回归比较1933年与1960年的每公顷稻米产量,加入初始生产率、人口增长和省固定效应;最终样本为125县。不同租佃比例指标下,单产增长的系数都显著为正;改用实际分配土地比例的附录结果也提供支持。2025年3月工作稿,第3—6页、表1及附录B
这是支持土地改革具有生产效果的实质证据,不能因为识别不完美就忽略。其限制也很明确:1933至1960年之间经历殖民统治终结、战争与重建。若初始租佃比例还与后来的战争破坏、公共投入或地方执行能力相关,估计可能包含其他因素。这种长期县际比较,不等于改革被随机分派。
教育结果提供另一条可能渠道。论文的小学入学率结果总体为正,但只有部分规格达到10%显著性;中学结果缺少县级改革前基线。土地与收入再分配可能使原无地家庭负担得起教育,这个机制有根据,但其证据强度不能写成所有教育指标都已得到同样牢固的证明。同上,第6—8页、表2—3
韩国研究与日本研究并非互相否定。原有租约、贫困程度和约束不同,本来就可能使同样的所有权转移产生不同边际效果。真正需要比较的是这些条件,而不只是改革名称。
台湾:公地与私地改革产生了不同效果
Kim与Wang的最新可取得稿件日期为2026年1月14日,作者研究页仍将论文列为修改再审,尚不能称为正式发表的定论。研究以乡镇长期变化为基础,分别用1941年日本所有土地份额、1950年保留门槛附近的土地分布构造工具变量,估计公地与私地放领效果;后一个设计使用分组土地统计,不是直接观察逐户门槛的断点实验。工作稿,第8—12页;作者研究页
两种改革都减少租佃,只有公地放领显示出显著的稻米单产增长。作者提出,原糖业土地的作物选择约束解除,增加第二季稻作,是一种可能机制;私人土地征收未出现相同变化。1956—1966年的就业变化又有不同:私地改革与女性转入制造业相关,公地改革则与男女制造业就业占比下降相关。同上,第14—18页、表6—8
这些结果有助于拆开产权、作物选择和家庭就业,却不能把零显著效应解释为精确的零。工具变量需要假定历史土地分布不会通过其他渠道影响后续变化;作者检验了改革前趋势和设施差异,但肥料等乡镇资料仍不完整。其1956—1966年5.7%的每工GDP增益来自两部门核算,依赖同质劳动、竞争市场等假设,不能当作直接观测的全社会净福利收益。同上,第18—20页及表9
当时的非产权投入也有独立历史记录。1951年的化肥供给合约、水利设施建设,与放领推进处在同一时期。中央社历史影像专题及图说 因此,台湾农业增长可以同时包含技术进步、投入恢复与部分制度效果。新的研究缩小了某些宏大解释的范围,并没有消除改革的分配意义。
中国大陆:必须把分地、集体化和家庭承包分开
1950年《土地改革法》第1、30条确立农民所有制,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权。1956年高级社章程第13条,则要求入社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转为集体所有。这是不同的产权安排,农业表现必须按阶段研究。1950年法律原文;1956年章程第13—14条
早期分地的增产机制可能包括租金减少、耕作权稳定和生产资料重新分配;战争结束后的恢复又同时发生。此后集体组织可以安排跨户水利和共同投入,但劳动报酬是否反映劳动贡献、生产信息是否真实、征购是否适应收成,成为新的关键。不能用1978年以后的家庭承包成果反推1950年代分地效应,也不能把集体化时期所有技术建设的收益都算成土地所有制的收益。
饥荒研究进一步说明,生产与农民食物获得并不相同。Meng、Qian与Yared发现,饥荒中的地区死亡差异与僵硬、按预期生产能力累进征购的机制相符:原本较高产的地方,也可能因征购不能适应减产而留下更少口粮。作者将数量分解解释为示意性核算,并承认其他因素和数据限制。这个发现说明,平均产量不是判断农村福利的充分指标。2015年论文,第40—41页
家庭承包的正面证据则更具体。Lin使用28省1970—1987年面板,分别估计生产函数和供给反应,发现从生产队经营转向家庭责任制可解释约一半1978—1984年的种植业产出增长;化肥投入增加也有重要贡献,提价主要通过投入等渠道影响产出。这里的“一半”是特定模型下对增长来源的分解,既不是产量直接翻倍,也不是所有农村进步的一半。Lin,1992年,第40—48页、表5—7
这一经典结果支持劳动组织和收益权激励的重要性,仍有识别边界。改革采用速度不是随机安排,投入可能随改革内生变化,全国价格指标与年份效应也难以同时分开。作者专门讨论了这些问题,并将估计定位于一次性制度变化,未直接测量长期技术扩散收益。
家庭承包并没有恢复1950年的完整私人所有权。1982年一号文件明确要求保持集体土地所有制,同时承认分户经营、自负盈亏和公共提留。制度效果因此可以来自经营、劳动组织与剩余收益安排的改变,而不必以所有权私有化为前提。《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第2、4项
比较的重点是解除什么约束,以及付出什么成本
这些证据共同支持一项有限而有力的判断:让耕作者更稳定地保留努力和投资的回报,可以提高生产;效应大小受原合同、已有技术和投入条件影响。对原本已经实行家庭经营、固定租额的地区,所有权转移可能更多体现为收入再分配。对劳动报酬与产出联系薄弱的组织,经营责任和收益安排的变化可能产生更大效果。
增长还可能伴随成本。土地过于零碎会增加道路、灌排和机械作业难度;限制出租和转让可以防止短期重新集中,也可能阻碍后来的经营调整。租佃退出后,原来由地主提供的信贷和风险分担需要替代。判断这些成本是否抵消收益,需要投入、交易和农户追踪资料,不能只按改革前后的粮食曲线决定。
表1:农业改革评价指标及其识别限制。概念对照,无统一时期或数值单位;依据本篇各项研究的变量定义综合整理,不表示四地具有同口径数据。
| 需要检验的变化 | 可支持的结论 | 仍需排除的解释 |
|---|---|---|
| 亩产上升 | 土地利用改善 | 肥料、天气、品种和复种变化 |
| 每工产出上升 | 劳动生产率改善 | 劳动者退出、工时和人员构成变化 |
| 农民净收入增加 | 受益户生活资源增加 | 购地偿付、价格与公共负担变化 |
| 入学或非农就业增加 | 存在农业以外的影响 | 学校扩张、迁移及工业岗位供给 |
单产研究、分配研究和工业化研究回答的是不同问题,需要互相补充。
改革与证据的专门年表
表2:政策阶段与统计观察窗口,1933—1984年。单位为公历年;观察窗口可跨越多项政策,不能当成改革实施期。来源见各节所引原始法律与研究。
| 历史时段 | 制度或观察对象 | 因果分析中的位置 |
|---|---|---|
| 日本1935年 | 庄内农户规模与单产资料 | 战前横截面,不能直接估计战后改革 |
| 日本1946—1950年 | 购地转卖与佃农自耕化 | 须区分产权变化和战后投入恢复 |
| 韩国1933—1960年 | 稻米资料跨越土改与战争 | 长期比较有正结果,也有混杂因素 |
| 台湾1950—1961年 | 公地、私地放领及农业变化 | 两阶段不可合并为一个处理 |
| 中国大陆1950—1956年 | 农民所有制转向高级社 | 原先分地权利发生再次变化 |
| 中国大陆1959—1961年 | 大饥荒与粮食征购 | 产量、可得口粮和死亡须分别分析 |
| 中国大陆1978—1984年 | 家庭责任制扩展、价格调整 | 估计须区分组织激励和投入增长 |
年表依据各节所引法律与研究;统计观察起止年不等于政策生效或完成日期。
东亚土地制度改革确实产生过显著的生产激励收益,也产生过以财富和权利重分配为主、直接单产收益较弱的变化。将这两类结果同时保留,才能继续讨论农业如何支持工业化:增加粮食、提高农民购买力和释放劳动,各自需要不同的证据。
参考资料
- Lin,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2(1),1992年,第34—51页,重点为第40—48页及表5—7。
- Kim、Lee,Land Reform,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2025年3月工作稿,重点为第3—8页、表1—3,第20—22页及附录B;文中回归发现与结构模型结果分别使用。
- Kim、Wang,Roots of the Taiwanese Miracle? Reassessing Land Reform, 1950–1961,2026年1月14日工作稿,第8—20页、表6—9及附录A—B;发表状态见作者研究页。
- Kawagoe,Agricultural Land Reform in Postwar Japan: Experiences and Issues,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111,1999年,第35—37页。报告观点属于作者。
- 有本宽、藤荣刚、仙田彻志:战前日本农业规模与土地生产率研究,《经济研究》68(4),2017年,第348—370页;此处依据期刊提供的日文、英文摘要陈述主要发现。
- Meng、Qian、Yared,The Institutional Causes of China’s Great Famine, 1959–1961,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15年;所链预先在线版第40—41页讨论解释与局限。
-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1、30条;1956年高级社章程转录,第13—14条。
- 1982年一号文件原文转载,重点为责任制第2、4项;台湾1951年减租条例原始公报,第2、4—6、13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