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土地改革06:中国大陆:从合作化到家庭承包
土地分到农民手里以后,农业仍然面临缺少牲畜、农具、信用和水利的问题。把零散家庭组织起来,可以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调配季节劳力;但共同修渠、统一种植、集体所有和由行政机关决定粮食去向,是几种不同安排。1950年代的政策逐步把这些安排结合起来,后来又把一部分生产和收益决定权交回家庭。
这段历史最重要的变化,是劳动者可以自己决定什么,以及多生产一份粮食以后能够留下多少。家庭经营、合作经营与国家征购之间的关系,既影响生产激励,也决定歉收时由谁先承受损失。
系列:土地改革如何改变东亚|第 6 篇 / 共 10 篇|系列目录|上一篇|下一篇
互助、初级社与高级社改变了不同权利
互助组主要安排劳动和畜力互助,家庭仍分别拥有土地并取得各自收成。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则把土地交由合作社统一使用,共同劳动和分配;成员保留土地所有权,从社内收入取得土地报酬和劳动报酬。两种组织的区别,不仅是人数多少,还包括收获以后先归谁核算。1955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第1、3、17—20条
初级社必须处理资产与劳动之间的利益分配。章程要求土地报酬一般低于劳动报酬,但初办时又不宜过低,以免有地而少劳力的家庭吃亏;土地质量、通常产量和农业税负也应计入。一个土地较多、劳力较少的家庭,与一个土地较少、劳力较多的家庭,对分红比例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偏好。农民支持互助,不自动意味着愿意取消自己的土地收益。
1956年6月公布的高级社章程作出了进一步改变:第13条要求成员把土地及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第14条取消土地报酬,对完全丧失劳动力、原靠土地收入生活的人另设救济照顾。耕畜和大型农具则按正常价格作价,原则上三年、至多五年付清。土地与牲畜的处理并不相同,不能统称一切资产都按同一价格赎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13—17条
高级社实行集体劳动、按劳取酬,但这不意味着家庭生活全部公有化。生活资料、小农具及部分家庭副业资产仍属私人。第11条还保留退社及带走原有或相当土地的文字规定。这是理解当时制度的重要细节:法定退社渠道存在,实际能否使用,则取决于地方政治压力和可供退出的生产条件;不能从条文直接推断全国入社都是自由选择。
1950年土改中的阶级身份也没有随土地均分立即消失。高级社章程第8、9条允许符合条件的原地主、富农参加,但一段时期内限制其被选举权和重要职务;候补社员权利更少。经济生产重新组织时,过去的分类继续影响政治资格。《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8—12条
合作需求与政治加速不是一回事
合作化有具体的经济理由。农具和牲畜可以共用,水利需要跨户协作,风险较大的农户希望得到贷款和生产保障。干部则要完成粮食征收、农业生产和基层组织建设任务。对国家领导层来说,农业组织又被放入工业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整体计划。
1955年10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把合作化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紧密连接。文件还将保持小农经营的主张视为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政治问题。它呈现了领导者的判断和动员方式,其中宣称的合作社增产幅度则仍需独立检验。决议草案说明,1955年10月4日,第一部分
当时也存在较慢推进的现实选择。1953年中央曾要求缩减合作化发展计划数字、保护个体生产者利益;邓子恢主持的农村工作会议强调稳步前进。1955年领导层转而批评收缩合作社和所谓右倾思想,政治评价发生变化。由此,地方干部可能更在意入社数量是否落后,对农户收益、账目和退出意愿的考虑受到挤压。速度问题曾有具体支持者和行政方案,不能说所有争论都只是事后设想。《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3年》,3—4月条目;1955年决议草案说明,第二部分
粮食、价格和户籍怎样连接农业与工业
1953年10月中央决定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统购统销把粮食取得与分配纳入国家计划:生产者要履行收购任务,城市等供应对象依计划获得粮食。它早于高级社普及,因而不能被写成公社成立后才出现的制度。1953年党史大事记,10月16日条目
农业税、国家收购和集体提留,是农户收入中不同的扣除渠道。农业税属于税负,收购原则上支付价款,集体提留用于公共积累或福利;三者不能简单相加后全部称为无偿征收。收购是否形成资源转移,还要比较支付价格与农产品机会价格,以及农民购买工业品的价格。低价取得粮食能够降低城市供给成本,但它把部分工业建设负担交给了农业生产者。转出的资源是否形成有效工业投资,则需要另查投资去向与产出。
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第10条要求农村居民迁往城市时持有录用、录取或准予迁入证明。它使迁移与就业、供应资格的行政审批结合,农民不能仅因为城市工资更高就自由转换生活来源。分析农村剩余支持工业化时,应把这种退出限制也计入成本,不能只记录城市获得多少粮食。《户口登记条例》第10条,历史条文政府转载
图6-1 1950年代初至1980年代初农地权利与核算单位变化。 自绘制度示意,箭头仅表示主要历史先后,不表示每个村依次经历相同时间的阶段。来源:1950年土改法、1955—1956年合作社章程、1962年六十条及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无面积或人口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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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Title: 农地权利与核算单位变化(1950年代初至1980年代初)
A[土改后家庭经营<br/>农户土地所有权与家庭收益] --> B[互助组<br/>生产资料仍分别所有,互助劳动]
B --> C[初级社<br/>土地私有,统一经营<br/>土地报酬加劳动报酬]
C --> D[高级社<br/>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br/>集体劳动,按劳取酬]
D --> E[人民公社<br/>政社合一,生产与行政结合]
E --> F[1962年调整<br/>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F --> G[家庭承包推广<br/>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br/>收益规则由合同确定]
公社化与饥荒:政策怎样放大粮食冲击
1958年8月29日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提出将工农商学兵结合,乡党委与社党委、乡政府与社务委员会合一。它一方面要求避免强迫、分步处理具体问题,另一方面以夸大的农业增长判断为前提,设想迅速扩大组织和向更高所有制过渡。中央文件中的这些预期本身就是历史证据,不能当作实际农业能力。《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第1—5项
大跃进中,劳动力被大量调去炼钢和建设,不合农时的调动、错误耕作指令和激励受损影响产出;虚报产量又使上级误判可供调出的粮食。粮食减产以后,征购任务与真实产量没有及时匹配,农村口粮进一步收缩。行政组织同时掌握生产、粮食和流动渠道,使农户难以通过购买、储粮、换业或迁移弥补损失。这些环节共同把减产变成严重饥荒,不能仅用天气解释。
孟昕、钱楠筠和Pierre Yared的2015年研究发现,饥荒年份人均粮食产量较高的地区,死亡率反而较高;非饥荒年份未出现相同关系。为降低虚报影响,作者还利用非大跃进年份资料估计生产函数,再以天气、地理适宜度、人口和面积构造产量,构造结果仍依赖模型假设。论文进一步分析一种机制:按既往预期产量设置、带有累进性质且调整僵硬的征购,可能在减产后使高产区失去过多口粮。全国或全省平均粮食看似尚够,不能保证具体家庭保有口粮。作者也明确承认量化分解的示例性质和地区内部差异限制。Meng、Qian、Yared,2015,§5.1—5.2、§6.3及结论
对“公共食堂浪费导致了饥荒”这一解释,证据也需要分辨。食堂集中食物分配,可能加剧浪费及农户依赖;但Kung与Lin的21省分析,不支持把公共食堂认定为饥荒的主要原因。其结果更强调减产、征购中偏向城市的分配与激进动员。食堂在地方可能造成严重损害,与它能否解释全国死亡差异,是不同的问题。Kung与Lin,2003,结论及公共食堂变量分析
责任不能分散成没有行动者的“制度问题”。毛泽东及中央领导推动高指标、公社化和持续跃进,对政策选择及纠错环境负有责任;省县干部对虚报、过量征购、压制求救和具体暴行承担相应责任。1959年庐山会议原有纠错议程转向批判彭德怀等人,其后的反右倾运动削弱了报告坏消息和反对错误政策的空间。连官方后来的历史叙述也确认这一转折延长了错误。《党史大事件·1959年(庐山会议)》
各地死亡统计的漏报、补报和估计基线影响死亡总数。上述经济研究识别的是政策机制,并不为每个个案完成责任认定;其文献回顾中的死亡区间,也不是作者重新逐人核算的结果。这里不把饥荒死亡混入1950—1952年的土改暴力统计。灾难发生在随后改变经营、粮食分配和行政控制的制度组合中。
1962年的调整,仍然保留集体所有
公社体制并未从1958年到1978年始终以相同方式运行。1962年9月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把生产队规定为基本核算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与分配;第21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土地归生产队所有,公社、大队不得随意抽调其劳力、牲畜和农具。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也得到明确安排。1962年“六十条”第20—21、40—42条
这类调整减少了大范围无偿调拨和统一核算的某些问题,却没有恢复土地私人所有。劳动报酬仍主要经生产队核算,工分记录劳动数量和评价,最终价值取决于全队可分配收入。个人多付出劳动获得的收益,既受自身工分影响,也受集体产出、征购和提留影响。监督劳动、判断质量和照顾弱劳力之间的张力,继续存在。
对集体时期的水利、教育、医疗及技术扩散,应逐项核实投入和作用。家庭承包推广以后使用了既有灌溉设施,不意味着这些设施都能脱离当时的集体动员条件来解释;同样,存在有用设施,也不能抵销饥荒和强制的损害。工程是否值得建设、怎样组织建设、由谁承担劳动,是可以分别回答的问题。
家庭承包怎样从地方尝试成为政策
1978年前后,安徽等地出现包产、包干到户的尝试,既有农户改变劳动和分配办法,也有干部调查、保护和推广。小岗是重要案例,但并不是全国变化唯一的起点;肥西等地的试验和上级政策松动同样重要。1978年底中央文件草案仍对包产到户设限,1979年逐步容许特定条件下采用,1980年政策进一步松动,1982年才作出明确的广泛肯定。这是一段争论和逐步认可的过程。《中国发展观察》对1982、1983年一号文件形成过程的采访与回顾
包产到户通常把一定产量责任和奖惩交给家庭,某些形式仍通过工分与集体统一分配衔接。包干到户则进一步简化为履行国家任务、集体提留等约定以后,由家庭支配剩余收获。地方名称和具体合同并不完全统一,最重要的是检查生产决定、投入责任与剩余收益实际由谁承担。新华社历史回顾,关于两种形式的说明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包产、包干到户等承认为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同时明确土地公有、农户与集体保持承包关系,公共提留、水利设施和困难户照顾仍需安排。文件还指出基层组织涣散可能使公共事务无人负责。家庭经营减少了监督个体劳动的困难,却没有让道路、灌溉和公共救济自动完成。《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1月1日转发,责任制部分第2—4项
农业增长不能全部记在一项制度名下
家庭获得较明确的剩余收益以后,有动力精细耕作、调整劳动时间和投入,这为增产提供了具体机制。与此同时,收购价格提高、化肥等投入增加、技术变化和既有基础设施,都可能改变产出。用改革后的总增产减去改革前产量,不能直接得到承包制的净贡献。
林毅夫1992年使用28省1970—1987年的面板资料,将责任制推广、价格、投入和种植结构等因素分别纳入分析,估计家庭责任制约解释1978—1984年作物产出增长的一半,价格改革也通过投入产生正面作用。这个结果有力支持经营激励的重要性,却不等于全部农业增长都由承包制造成:研究对象是种植业,推广并非随机,价格与技术的测量也有局限。它更不能直接回答农户净收入、营养和劳动生产率各提高多少。Lin,1992,数据、估计与增长分解部分
2016年“三权分置”意见进一步区分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与可以流转给经营者的经营权。2018年修正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9、36—39条将所有权不变、保留承包权并流转经营权及收益归属写得更清楚。这里引用的是这两个历史版本,追踪家庭承包的制度延续,不以此替代截至研究日所有现行配套法的完整说明。2016年《意见》第三部分;2018年修正法律全文
这也构成与1950年代初的明确区别:当年农户取得土地所有权,后来家庭承包把经营和收益责任交给家庭,集体所有关系则继续存在。合作化、饥荒、调整和承包改革分别改变了不同权利。大陆经验支持的判断是,农民的剩余收益、退出条件和表达能力会显著影响制度运行;它不支持把每个阶段的成果和代价全部合并为“土地改革促进工业化”。
年表:产权、经营与政策认可的不同时间
表6-1 农业组织及家庭承包的主要节点,1953—2018年。 日期表示文件通过、公布或政策形成,不表示全国同日完成组织转换;不列未完成核验的全国入社或承包比例。
| 时间 | 政策节点及时间性质 | 主要改变 |
|---|---|---|
| 1953年10月16日 | 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决议通过 | 粮食流通纳入国家计划,早于公社化 |
| 1955年7—10月 | 合作化加速及中央决议讨论 | 对较慢推进路线的政治批评增强 |
| 1955年11月9日;1956年3月17日 | 初级社示范章程草案通过;正式通过 | 保留土地所有权,统一经营,土地与劳动报酬并存 |
| 1956年6月30日 | 高级社示范章程通过并公布 | 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取消一般土地报酬 |
| 1958年1月、8月29日 | 户口条例公布;建立公社决议通过 | 迁移审批;政社合一及组织扩大 |
| 1959—1961年 | 饥荒主要年份 | 减产、征购与分配失灵叠加,地区时点及程度不同 |
| 1962年9月27日 | 修正“六十条”通过 | 生产队基本核算,限制无偿调拨 |
| 1978—1980年 | 地方试验与中央逐步调整政策 | 包产、包干等形式并存,并非一次全国统一批准 |
| 1982年1月1日 | 中央转发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 承认多种责任制,强调土地公有基础 |
| 2016年;2018年12月29日 | 三权分置意见印发;承包法修正 | 区分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法律修正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
参考资料与阅读说明
- 1955年初级社章程草案、1956年高级社章程:核对土地、退出、资产补偿和分配条款。初级社章程1956年正式通过的时间另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网络转录不是本次亲见的原件。
- 1958年建立公社决议、1962年“六十条”、1982年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读取涉及组织、核算、家庭副业、承包和公共事务的条款。政策文本用于证明制度目标和规则,不单独证明实际遵守。
- Xin Meng, Nancy Qian and Pierre Yared, “The Institutional Causes of China’s Great Famine, 1959–1961”,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2(4), 2015, pp.1568–1611;公开全文。读取摘要、关键数据与估计、结论及量化限制;未把文献回顾死亡范围当作该研究新测算。
- James Kai-sing Kung and Justin Yifu Lin, “The Causes of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 1959–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2(1), 2003, pp.51–73;作者上传全文。Justin Yifu Lin,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1), 1992, pp.34–51。均读取全文中的方法、相关估计和结论章节,未声称逐页通读全部内容。
- 2016年三权分置意见及2018年修正土地承包法:采用明确的历史版本;研究检索截至2026年11月15日,本文不提供现行土地交易操作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