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导读

1960 年，台湾约一半就业人口仍在初级产业；1980 年，这个比重已降到不足两成。促成转变的生产活动主要是纺织、成衣、塑胶制品、电子装配及其配套，台积电尚未成立。出口工业化因此必须在半导体兴起之前得到解释。

这一转变发生于国家干预仍然很深的经济中。政府改变出口的收益和手续，建设厂商无法各自承担的设施，企业利用海外订单安排生产；农村家庭提供劳动力，也承担迁移与家庭分工调整的成本。1950 年代后期至 1980 年代末的变化，涉及出口生产怎样变得可行，以及收益和风险如何分配。土地改革和美援的起点见前篇，技术研发体系见后篇。

外汇制度改变了哪些生意值得做

1950 年代的进口替代保护了岛内制造业，也形成一个难题：进口机器和原料需要外汇，出口取得的外汇却按不利于出口商的规则兑换。外汇配给和多重汇率，使获准进口的资格本身有价值。国内市场能够容纳的需求有限，增加产能之后，企业需要寻找更多买主。

1958—1960 年的改革逐步调整汇率，放宽出口所得外汇的运用，改变进口外汇分配，并以出口品所用原料的退税减少成本。1960 年汇率统一到一美元兑四十元新台币。Irwin 的研究指出，这轮变化没有伴随普遍降关税，外销生产与受保护的内销市场长期并存。把它称为“全面自由贸易”，会漏掉实际制度的选择性。Irwin，2021，相关改革章节

这些措施作用于不同环节。汇率影响海外收入能换回多少本币；原料税负影响接单成本；进口许可关系到能否及时拿到材料。单独压低工资，无法解决原料进不来、结汇收益不够或交货延误。制度改革使企业有条件比较出口与内销的收益，订单仍要靠企业争取。

出口也未必比内销天然优越。它使生产规模可以超出岛内购买力，同时让企业承受国外衰退、买主议价与贸易限制。政策选择的是一种利用外部需求的增长办法，并没有消除需求风险。

国营基础设施与私人生产网络

战后公营企业承接大量日本资产，在早期工业恢复中占据突出地位。到 1960 年代，民营生产的重要性不断增加。1969 年发表的 Tchin-Ching Liu 研究已经讨论公营部门的先行作用、民营工业的扩张，以及农业向工业提供食品、原料、劳力和资金的过程。它也提醒，农业增产与农民获得更高收入之间，并无自动的一一对应关系。Liu，1969，页 63—71、79—80

电力、交通和上游原料具有较大的固定投资需求。政府投资或者组织建设，可以降低众多下游企业共同面对的成本。国家在这里同时是资产所有者、投入品供应者和协调者；对外销厂商而言，稳定供电与可用的港口，往往比宏大的产业口号更直接。

中小企业也没有普遍获得廉价银行贷款。档案管理局的专题说明指出，早期行库放款保守，部分企业依赖地下金融周转；1960 年代后期的辅导工作包括诊断生产问题、技术咨询和引荐贷款。同一材料还记载，轻油裂解厂投产前，政府已经协调中下游原料使用。金融约束与产业协调同时存在，不能用“政府扶持企业”一语概括。〈中小型企业的辅导政策〉

家庭企业、小工厂、出口商和大型厂商由此能够形成分工，但它们不是一个利益一致的群体。出口商承接订单与结算风险，工厂组织生产，家庭可能提供厂房、资金和劳动。这样的组织可以节省创业初期的支出，也可能把市场波动转成家庭成员的加班和收入不稳定。“中小企业有弹性”究竟是生产效率较高，还是成本被转给家属与分包劳动者，需要企业账簿、工时与家庭收入资料共同判断。现有材料不足以为所有行业给出统一比例。

1966 年 12 月 3 日启用的高雄加工出口区，把海关便利、租用土地、税收优惠和集中行政服务放在同一地点，降低设厂与出口协调的成本。它是出口制度的集中试验，不能代表岛内全部工厂；园区之外的家庭生产与民营企业同样重要。官方沿革可以说明制度设计，却不能单独证明每项优惠都有效，或投资者没有优惠就一定不会设厂。经济部产业园区管理局沿革

就业结构变化比“起飞”一词更具体

图 5-1：台湾初级、次级与第三级产业占民间就业人数的比重。初级包括农林渔牧，次级包括制造、矿业、营建及水电等，第三级为服务业。单位为百分比；图示就业构成，不代表 GDP 构成、收入或生产率。数据采用国发会《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2019》表 2-9b，同一版本、同一分类，原始统计来源为主计总处；四舍五入可能使合计不等于 100%。本系列于 2026 年 10 月 29 日据公开数字重新制图，可随文转载并注明数据出处；不是历史原图，不涉及地理边界。

年份 初级产业 次级产业 第三级产业
1960 50.2 20.5 29.3
1965 46.5 22.3 31.3
1970 36.7 27.9 35.3
1975 30.4 34.9 34.6
1980 19.5 42.5 38.0
1985 17.5 41.6 41.0
1990 12.8 40.8 46.3

这组数据说明劳动力迅速转入工业和服务业，却不能直接证明每名转业者收入都增加。制造业只是次级产业的一部分，不能把整条次级产业曲线当成工厂就业曲线。1990 年服务业就业超过工业，也不意味着制造能力已经衰退：产业产出、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可能朝不同方向变化。国发会，2019，表 2-9b，页 38

从农业社会转移出来的劳动，并不都经过同一条路径。有人长期迁入城市，有人兼务农业，有人在家庭生产与工厂工资之间转换。分析这些差异，需要县市与家庭层面的记录；总量统计能够确认结构转变，不能替代生活史。

女性劳动、工资与没有计入售价的成本

纺织和电子装配吸纳年轻女性，是出口扩张的社会基础之一。工资收入可能增加女性对家庭的贡献，也不必然改变工资交给谁、婚后由谁照料家人、谁能继续升学。家庭既帮助成员进入工业劳动，也可能限制她们保留收入和改变职业的空间。

陈素秋对工业化时期女性离返移工的研究提出一个有力反证：有酬劳动并非全然无助于改变父权关系。其摘要指出，较少隔离和压迫的工作环境，以及在迁移过程中形成的工作认同，可以支持女性争取自主；一些改变要到婚后、夫家长辈控制减弱时才显现。该研究反对把女性一概写成受害者，也不足以证明所有工厂都能带来解放。此处依据公开摘要，未将个案结论扩展为全体女性的平均效果。陈素秋，2017

低工资是否有利于出口，属于成本问题；劳动者能否自由谈判，属于权利与制度问题。《戒严法》第十一条授予限制结社、集会等权力，并允许禁止罢工、强制恢复工作。这确实限制劳动者可以使用的集体行动手段。但单凭法条，无法计算劳动压制为出口贡献了多少，也不能证明没有压制就不会增长。《戒严法》第十一条

危险劳动更不能用后来的收入增长抵销。台湾高等法院 2025 年 RCA 求偿事件新闻稿的公开检索内容，涉及有机溶剂暴露、防护义务与因果关系认定。这至少说明电子生产的健康损害是一项需要独立追究的责任。由于未取得完整判决及所有后续审级资料，此处不列全案最终人数、金额，也不把一案视为全部工业污染的统计代表。台湾高等法院 RCA 新闻稿，2025-01-15

石油危机检验了出口模式

1970 年代油价冲击暴露了外向经济的另一面：进口能源与原料变贵，海外需求也可能减弱。增加出口不能独自解决这两个问题。公共投资、上游工业建设和产业转型成为应对的一部分，却不宜把十大建设写成危机之后才从无到有的计划。

主计总处刊载的预算回忆材料说明，十大建设汇集了先前已规划或实施的项目，也加入新项目。这个时间顺序削弱了“危机出现、领导人立即设计全部工程、经济因此复苏”的单线叙述。该文具有表彰预算管理者的目的，适合确认项目与资金安排的官方回忆，不足以独立测定建设对增长的净贡献。〈支援十大建设经费需求〉，2004-11-10 上网

到 1980 年代，贸易顺差又带来美国要求开放市场与新台币升值的压力。降低关税、放宽进口与投资限制，同鼓励技术密集产业一起推进。出口取得成功之后，早期依赖较低成本的企业也会受到新压力，政策目标因而发生变化。档案管理局〈产业升级与自由化、国际化〉

升级、外移和退出是不同结果。厂商可能投资设备提高生产率，也可能把劳动密集环节转到成本较低的地区，或者停止生产。观察到某些产业后来技术含量更高，不能据此断言升值必然促成原有工厂升级；存活者的变化可能掩盖退出者的损失。

国家能力能解释多少

支持国家主导解释的最强证据，是外汇规则、公共设施和产业配套无法由单个企业完成。支持市场解释的最强证据，则是政府没有替所有厂商找到买主，也没有预先设计全部产品与生产网络。两种证据约束着同一个判断：国家改变了可选择的生产条件，企业与劳动者在这些条件下不断调整。现有研究不足以把增长机械拆成政府、企业和美援各占几成。

当时可行的替代方向包括继续保护内销工业、加重上游工业投资，或者更快放宽贸易。它们分别面对市场规模、资本需求和进口竞争的约束。没有一个可观察的平行台湾，能够证明未被采用的组合必定更差。较为可靠的判断来自已经实行的政策如何解决具体困难，以及何时产生新的成本。

承认国家协调的贡献，也不能将威权统治整体当成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建设港口、培养技术人员与禁止工人罢工是可以分别讨论的制度选择。某项限制在当时法制中有授权，不等于它因此正当；经济绩效也不提供无限延长限制的理由。出口工业化扩大了社会资源，资源如何分配、劳动者如何表达利益，仍然需要另外的制度保障。

本篇年表

时期 变化 可以确认的含义
1958—1960 汇率与外汇制度调整 改善出口激励，未全面取消保护
1966 高雄加工出口区启用 出口行政与基础设施集中配置
1960 年代后期 中小企业辅导与上下游协调 国家干预进入融资和生产配套
1970 年代 油价冲击与重大公共投资并行 能源和外需风险显现
1980 年代 开放压力与产业转型 早期成本优势需要调整

台湾在这一时期已经建立持续参与国际市场的生产能力。下一阶段能否保留更多技术与收益，要看企业能否把进口设备、操作经验和海外联系转成自己的研发与组织能力。这个问题不能由出口金额继续增加来替代回答。

资料与阅读范围

本篇核验日期为 2026 年 10 月 29 日。正文链接对应实际材料；下列“相关章节”不表示整部著作通读。

来源 类型与定位 实际阅读范围
Douglas A. Irwin，How Economic Ideas Led to Taiwan’s Shift to Export Promotion in the 1950s，PIIE Working Paper 21-13，2021-08 经济史研究，改革机制及执行 相关章节，PDF 页 2—4、15—16、19
Tchin-Ching Liu，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Taiwan，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7(1)，1969-03 当时的经济研究 相关章节，印刷页 63—71、79—80
国发会，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2019 统计资料，表 2-8、2-9，特别是 2-9b 页 38 相关表格及说明；读取表格文字，未检视原 PDF 页图
产业园区管理局沿革；档案管理局〈中小型企业的辅导政策〉 官方机构史与档案导读，网页未标独立撰文日期 网页相关正文；导读所列档案未逐卷阅览
陈素秋，〈台湾工业化时期女性离返移工的性别实践与工作认同〉，《台湾社会学刊》62，2017-12，页 177—229 质性社会学研究 公开中英文摘要；全文下载未成功
《戒严法》，1949-01-14 修正文本 法律，第十一条 法条全文
台湾高等法院，111 年度重劳上更二字第 4 号 RCA 求偿事件新闻资料，2025-01-15 裁判机关新闻稿 官方检索返回的正文摘录；未读判决全文
韦端，〈支援十大建设经费需求〉，主计总处网页，2004-11-10 取材自 1996 年回忆材料的官方文章 短文全文
档案管理局，〈产业升级与自由化、国际化〉 官方历史导读，未标独立撰文日期 相关正文；未将其全部年代概括作为精确法律沿革

外销产业按产品、目的地、企业规模拆分的连续统计，及工资、工时与家庭劳动的长期比较，仍有证据缺口。本篇不以未经统一口径的出口比重或男女工资差数字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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