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株阁

返回系列入口 这份目录记录本轮调查发现的事件与候选，不以“战争”一词吞并所有差别。某次中方照会中的扣人指控，值得保留和核查；它与双方部队已经确认的交火，证据地位不同。对外援参与的战争，也必须回答谁指挥、谁实际使用武力，不能把第三国部队改称苏军或中国军队。 调查主范围为1922—1991年。编号中的年份是事件起始年，跨年事件不重复编号；字母表示同一父事件下的战役或阶段。父项与子项不能相加计算“打了多少仗”。“纳入”包括纳入危机或单方武力记录，不一定表示确认两军交战；“待定”表示具体事实或主体尚未核实；“排除”只指不进入已确认中苏军事冲突清单，不表示历史上没有发生。 分类与证据怎样读 表目-1：目录分类。分类是历史研究工具，不自动等于法律定性。 类别 纳入条件 使用时的限制 A 直接武装冲突 苏方与某一中国政治军事行为体的武装力量有武力接触证据 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军队与其他力量分开；控制关系有争议就明示 B 单方面武力事件 射击、武装扣押、殴打、炮击等针对对方人员的行为 不要求对方还击；单方指控仍标为单方指控 C 直接军事危机 具体威胁、异常动员、...

系列目录 · 上一篇：从中美接近到多线危机 中苏关系正常化，并不发生在双方解决所有争论、撤走所有驻军之后。1989年领导人会晤时，苏军已经撤出阿富汗，越南撤离柬埔寨仍待完成，苏联驻蒙古军队的撤出也尚未结束。双方接受的是一条有具体步骤、可以继续谈判的缓和道路。1990年的军事互信指导原则和1991年的东段边界协定，使这条道路逐渐获得制度支撑；但签字、生效、勘界和执行仍是不同阶段，不能全部压进1989年那一次握手。 1950年的同盟条约到这一时期才走完法律上的期限。1979年4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外长黄华同日将决定通知苏联驻华大使。条约1950年2月14日签署、4月11日生效，三十年期限届满日是1980年4月11日，不能把1979年的不续约通知写成当日已经失效。新华社通报将条约形容为早已名存实亡，并将责任归于苏方，这是中国政府对同盟破裂的判断；提前通知、期满失效仍按各自日期处理。黄华在通知不续约的同时提出通过谈判改善国家关系，也说明退出旧同盟与寻求新的相处规则可以同时进行。《人民日报》1979年4月4日第1版所刊新华社电，文字转录；《北京周报》1979年第...

系列目录 · 上一篇：1969年的战争危险 · 下一篇：从三大障碍到边界协定 1969年以后，中苏没有再打一场同等规模的边境战，却也没有退出军事对抗。会谈、边防巡逻、军用航空越界和第三国战争同时存在。北京接近华盛顿，增加了苏联对华用兵的外交成本；中国援助柬埔寨、苏联援助越南，又把这种竞争带入印度支那。1979年战争最容易造成的误解，是把苏联没有进攻中国等同于苏联没有援越，再把美国没有阻止中国出兵等同于美国批准了战争。实际发生的是有限支援、威慑与克制并存，各国仍自行决定怎样承担风险。 接近美国改变了什么 毛泽东、周恩来和尼克松政府走向接触，有共同的苏联因素，也有不同的目标。中国领导人希望减轻两面受压，打破外交孤立；美国政府希望改善对苏谈判位置，并在越南战争与亚洲力量变化中增加选择。苏联威胁使此前难以接受的接触变得可以接受，却不能解释中美关系的全部。台湾地位、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和两国社会制度仍有严重分歧。1972年2月的《上海公报》甚至分别列出双方立场，而非制造已经一致的印象。《上海公报》，FRUS第203号文件 公报中反对在亚太地区建立霸权的表述，为两国制衡苏联提供了合作语言。...

系列目录 · 上一篇：1969年的战事 · 下一篇：三角外交与第三国战争 · 军事事件总目录 1969年的全面战争没有发生，不能归功于一场边境胜利或一次美国警告。中国领导层既组织局部武力行动，又担心苏军以更大规模报复；苏联方面具备强大的打击能力，却不能确定一轮空袭能否结束问题。直接会谈为停止交火提供了渠道，美国不愿苏联摧毁中国的政策也可能影响苏方对外部反应的判断。但从这几件事走到“某次核攻击已获批准，最后被美国叫停”，还缺少关键证据。 部队增援、领导机关疏散、外交试探和核威胁言论，都确实使危机更危险；它们并不自动等于已经进入一项统一的全面战争计划。危机的严重之处，恰在于各方不完全知道对手准备做到哪一步，却必须在来不及核实全部消息时采取行动。 从局部战斗到全国战备，中间经过了什么 珍宝岛之后，双方首先加强的是能直接影响边境作战的力量。苏联边防部队获得装甲车辆、直升机与野战军支援，军区部队改善集结和反应能力；中国边防、军区和中央则需要决定局部行动的规模，以及何时停止。新疆5月的杜拉塔对峙没有开火，8月铁列克提却造成严重损失。北京不能再假定冲突只会围绕一座江心岛展开。第七篇所列战役记...

系列目录 · 上一篇：军事对峙的形成 · 下一篇：全面战争为什么没有发生 · 军事事件总目录 1969年的中苏武力对抗，有三种不同的过程。珍宝岛发生了预先准备、随后升级的岛屿争夺；新疆出现大部队对峙、牧场交火和铁列克提战斗；黑龙江沿岸还有射击、登岛、扣人扣船及航空接近。把它们统称为两场“自卫反击战”，会漏掉受害的居民，也会遮住由边防行动转入野战部队作战的关键步骤。 现有证据对不同问题的支持程度并不相同。中方事先准备珍宝岛伏击，有中国军事领导人回忆、所引内部材料及第三国当时判断相互支持；苏军在3月15日投入装甲和炮兵，也没有实质疑问。每一次接触的第一枪、部分伤亡数字，以及西段所有行动的最高层授权，仍不能凭一方战报定案。战术上的成功更不能替代对整年战略后果的判断。 两个相距数千公里的战区 东段的乌苏里江、黑龙江是生活空间，也是交通线。冬季结冰，边防人员和车辆可以接近岛屿；融冰以后，船艇、捕鱼、航道和登岛生产成为接触方式。谁能登岛并非抽象的地图争论：它影响边民能否割草、捕鱼，军队能否把巡逻变成持续控制。 图7-1：1969年7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所绘中苏边境东段。 制图机构CIA，图号...

返回总目录 · 上一篇 · 下一篇 赫鲁晓夫下台，并没有消除中苏继续合作的理由。越南战争正在扩大，双方都不愿让美国取得决定性胜利；边界尚待谈判，贸易和外交机构仍然运作。新领导人之间也有重新试探的空间。然而，在此后的四年里，合作逐渐需要穿过越来越多的政治限制，军事准备则得到越来越强的理由。到 1968 年，中国边民已在同苏联边防人员的冲突中死亡，苏联干预捷克斯洛伐克又使北京担心本国可能遭遇类似行动。 这不是一条每年必然更坏的直线。某些联系继续存在，某些限制可以协商，领导层也未始终一致。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仍有合作利益的双方，没能防止外交敌意进入使馆安全、运输路线和边防现场。 表 6-1：1964—1968年接触、军事部署与暴力升级年表。 时间 事件 性质与证据边界 1964 年 11 月 周恩来赴莫斯科接触苏联新领导人 修复尝试，未形成政策和解 1965 年 2—3 月 柯西金访问亚洲；援越空运、驻军及铁路运输交涉 军事协调与争执并存，不是中苏交战 1965 年 12 月—1966 年 1 月 蒙古请求苏军进驻，苏蒙首脑协商并签新条约 请求、原则同意与驻军实...

返回总目录 · 上一篇 · 下一篇 1963 年夏天，北京和莫斯科还在安排党的代表会谈，两党的争论却已通过公开信传到世界各地。对普通读者而言，最难理解的往往不是双方为什么互相批评，而是为什么关于“和平”的争论会发展到否定对方的社会主义资格。分歧涉及实际选择：美国拥有核武器，革命应怎样继续？新独立国家应怎样得到援助？同盟领袖能否替其他共产党决定行动边界？这些选择影响国家安全，也影响领导人凭什么要求本国社会服从。 公开论战不只是既有敌意的记录。文章一旦把妥协说成投降，把异议说成背叛，领导人再调整政策就要解释自己此前的指控。其他共产党也被要求表态，原本可以逐案解决的外交争执于是变成关于谁有资格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裁决。 从内部交锋到公开信 表 5-1：1960—1964 年论战与危机年表。 时间 主要事件 对关系的影响 1960 年 6 月、11 月 布加勒斯特争执、莫斯科会议 激烈交锋之后仍保留共同声明 1961 年 苏阿关系恶化 小国立场成为两党争夺的重要对象 1962 年春、秋 伊塔迁移、中印战争、古巴危机 边境安全与核风险进入路线论战 1962 年 ...

返回总目录 · 上一篇 · 下一篇 1958 年中苏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两国仍在商谈大批工业项目。长波电台和海军合作引起的风波，并没有立即停止设备供应；一年后，苏联拒绝交付原子弹教学模型，也没有立刻撤走全部专家。把这一阶段写成一次翻脸、一次断援，会丢失同盟解体最重要的过程：双方仍然需要合作，却越来越不能接受对方决定合作的条件。 从北京看，获得现代装备应当增强独立作战能力，而不能使中国的国防部署受外国指挥。从莫斯科看，苏联提供尖端技术、承担美国核报复的风险，就不能对中国可能引起战争的行动毫无影响。两种要求都能在同盟政治中找到理由，却没有共同认可的协商程序。领导人直接交涉可以暂时压住冲突，也会把技术意见迅速变成对国家地位和个人信用的判断。 表 4-1：1957—1960年合作扩展与人员撤回年表。 时间 发生了什么 不能据此直接推出什么 1958 年 4—7 月 长波电台投资、产权及使用安排交涉 苏联已取得中国电台所有权 1958 年 7 月底—8 月初 赫鲁晓夫访华，解释海军合作提议 一支有共同司令部的舰队已经成立 1958 年 8 月 新工业援助协定签署；中国...

系列目录 · 上一篇：同盟与合作 · 下一篇：战略分歧扩大 1956 年经常被选作中苏分裂的起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东欧发生危机，中国对苏联的处置提出意见。这些事件确实改变了两党的关系。但若把“起点”理解为同盟从此只剩下解体，就解释不了随后扩大的工业合作、1957 年的国防技术合作，以及毛泽东再次前往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 这一时期更值得追问的是：两个仍有强烈合作需要的盟国，为什么开始对共同政治语言作出不同解释？斯大林评价涉及执政合法性，东欧危机涉及国家平等与阵营边界，和平过渡涉及各国共产党应当如何取得政权。争论不是几句口号的误会，但当时也没有自动转换成中苏军事敌对。1956 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在本系列属于影响同盟的第三方危机，不属于中苏两军直接交战。 斯大林去世以后，合作先有扩大的空间 1953 年 3 月斯大林去世，苏联领导层经历权力重组。对中国而言，变化带来的并不全是损失：莫斯科需要维持阵营凝聚，也有理由通过解决遗留权益展示新的合作方式。1954 年双方重新商定旅顺撤军，次年完成撤离。与此同时，工业援建继续增加。这些行动是判断关系状态的重要依据，不能因为后来两国互相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