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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和权力的大幅波动是由多达17种主要因素引起的，最重要的是货币和信贷周期，贫富差距周期和全球地缘政治周期。这些强大的力量通常以经典的周期汇聚在一起，这些经典的周期以相互补充的方式趋向于形成一个非常大的起伏周期，并在整个历史中反复出现。这个庞大的周期范式（archetypical cycle）控制着帝国的兴衰。
在多种因素引导着历史更迭和全球周期起伏，暗中发生着国家间财富和权力转移。这种转移往往会被人忽略，因为虽然财富和权力的转移在历史长河中属于白驹过隙，但对个体有限的寿命而言是长达十余年潜移默化的改变。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相对财富和权力的范式迁移（archetypical big shift in relative wealth and power），并且随着这种变化，我们将见证世界秩序的深刻变化给所有国家造成的影响。
历史上，几乎所有大国都经历了崛起期、全盛期和衰弱期。而在每一个国家的周期中，不同因素的影响总是相辅相成，其中教育永远是领先指标，而储备货币地位的变化则姗姗来迟。这种国力上下摆动的”大循环“通常具有三个阶段：
- 崛起阶段，特征是获得竞争优势；
- 全盛阶段，国家保持强大实力，但逐渐为失去竞争优势埋下苦果；
- 衰弱阶段，国家各方面的自我强化机制均告衰退。
萧条，革命和战争造成的破坏重组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旧系统并为新系统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些大萧条往往每10到20年会发生一次。而新系统的诞生将有可能触动储备货币拥有国转移，历史上从荷兰盾>英镑>美元的变迁皆为如此。

研究国家的筛选标准

研究国家范围：三个储备货币国家：荷兰，英国和美国，和其他六个重要大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印度，日本和中国

大国不一定是生活水平最好的国家。两个原因：

第一，尽管财富和权力是大多数人追求的，但并不是所有国家认为这些事情是最重要的，也不会考虑为之奋斗。
其次，研究的国家不包括所谓的“精品国家”（”boutique countries”，例如瑞士和新加坡），这些国家的财富和生活水平很高，但规模不足以成为大国。
财富和权力的大幅波动是由多达17种主要因素引起的，最重要的是货币和信贷周期，贫富差距周期和全球地缘政治周期。
这些强大的力量通常以经典的周期汇聚在一起，这些经典的周期以相互补充的方式趋向于形成一个非常大的起伏周期，并在整个历史中反复出现。这个庞大的周期范式（archetypical cycle）控制着帝国的兴衰。

通俗来讲，下图中的17个特征指标是驱动国家兴衰的主要力量。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各个特征向左偏移得越多，崛起的可能性就越大；向右偏移得越多，衰弱的可能性就越大。世界强国往往越发地显示出更偏左的特征，良性循环下，不断变得更加强大；然而如若管理不善，各个特征指标向右偏移，国家便走向衰弱。这时新竞争者便能趁机崛起，针对各个特征指标妥善管理，渐渐的强弱的形势便发生了转变。

我们最近在经济低迷时期将利率降至0％，同时背负了大量债务。这导致大量政府债务的产生，各国央行正在印制货币进行货币化，同时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政治和价值观差距，而且新兴世界大国（中国）正在挑战当前的世界大国（美国）。虽然这种情形在我们的一生中都没有发生过，但它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最近一次发生在1930-45年）。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相对财富和权力的范式迁移（archetypical big shift in relative wealth and power），并且随着这种变化，我们将见证世界秩序的深刻变化给所有国家造成的影响。之所以国家间财富和权力的转移往往会被人忽略，是因为尽管它在快速形成，但没有突然出现。

不同国家（countries）、王国（kingdoms）、民族（nations）、邦国（states）、部落（tribes）、帝国（empires）和王朝（dynasties）间的区别曾令我纠结。众所周知，主权国家直到欧洲三十年战中后的17世纪才出现。笼统的说，在那之前并没有现代国家，只能见到王国。一般来说，王国是最小的，国家居次，而帝国最大，他们间的关系并不明确。每种类型的政治实体（如国家、王国、部落、帝国）以不同方式控制人口。在某些情况下，帝国指被统治力量占领的地区；有时指那些透过威胁和利诱被统治力量影响的地区。

英国最早是个王国，而后演变为主权国家，最后成为边界扩张到英格兰以外的帝国，以便其领导人控制广阔地区，和众多非盎格鲁-萨克逊人民。
大英帝国大体上占领了帝国中的领土，而美国则依靠”胡罗卜+大棒“策略控制了更多国家。

历史更迭与如影随形的周期

教育带来生产力上升

早期全球人均产出增速十分缓慢，但到1800年左右增长曲线斜率骤然变陡，反应出生产效率快速提升。这样的变化得益于全民教育水平提升，以及将教育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这种变化由许多因素导致，最早可追溯至15世纪中叶欧洲印刷机的发明（中国很早便使用过），这提升了更多人的知识和教育水平，并为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作出贡献。

教育普及也令财富和权力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

在农业经济中，君主、贵族和教会共同拥有土地并借此牟利；
在工业经济中，资本家创造并拥有生产资料，并同（世俗）政府共同维护一套令他们可持久牟利及掌权的制度。

在这种体制中，财富和权力来自教育资源、创新能力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并由当权者和那些控制资本和教育资源的人把持。尽管这套制度曾被共产主义（过去尝试均告失利）和社会主义 (人们正辩论这种结合财富和机会平等的社会制度之优劣)挑战。但先由受教育者发明创新，随后转化为生产，最后借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共生政府体系分配利益，一直是成功的模式。

动荡时期

大萧条期间人均GDP下降了约10%，随后又得以恢复，同时美国股市下跌了85%。紧接着大萧条的是二次大战，提高了军需品产量。但由于大量生产资料被毁，称这段时期为“大生产时代”是不准确的，即使因人均计亦是如此。战争尾声时，全球人均GDP下降了约12%，一大部分因战败国经济崩溃所致。

国家间发生的财富和权力转移

下图显示了过去500年间11个世界大国的相对财富和国力。这一财富和权力指数由八个指标计算而得。即使这些数据因年代久远未尽准确，但仍完美反应宏观趋势。如你所见，几乎所有大国都经历了崛起和衰弱期。粗线是四个最重要的大国：荷兰、英国、美国和中国，他们分别掌握历史上最近的三种储备货币。对美国来说是现在时，英国是过去式，而荷兰则更早一些。我之所以提到中国，因其已成长为第二强大的国家，并且在1850年前大部分时间一直如此强大。

尽管中国地位在19世纪后急剧下降，但它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在商品贸易上始终超过欧洲）；
荷兰作为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在17世纪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
英国循荷兰模式，在19世纪达到国力巅峰；
最终，美国超越数者，并保持世界强权长达150年，其地位在二战和战后尤为明显。如今，中国正迎头赶上。

长周期演变

如图所示，在1500年前，中国几乎总是最强大的，尽管阿拉伯帝国、法国、蒙古、西班牙和奥斯曼帝国也曾崛起。

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将着重探讨中国，尽管它作为几个世纪以来的大国，但其货币从来没有成为全球储备货币，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究。

衡量综合国力

我在前两张图表中衡量各国财富和国力的指数，基本由八个指标平均而得。他们是1.教育；2.（国际）竞争力；3.科技水平；4.经济产出；5.贸易份额；6.军事实力；7.金融中心实力和8.储备货币。稍后我们将进一步探讨权力的衡量标准，但让我们先关注这八个关键要素。

范式规律

我们以国家成为全球头号大国年份为原点，列出前后各120年各项指标的变化。下表为多国平均数据，但大部分权重被赋予三个拥有储备货币的国家（即美国，英国和荷兰）。

所有这些指标在大国崛起前后都呈弧形，是因为这些指标总是相辅相成。即在教育、竞争力、经济产出、世界贸易份额等方面的优势和劣势,可合乎逻辑地转化为其他优势或劣势。例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会创造出缔造出更具创新性，竞争力和生产力高的社会。
教育永远是领先指标，而储备货币地位的变化则姗姗来迟。这是因为强大的教育会为大多数领域带来优势，包括创造世界上最广为流通的货币。如同世上的通用语言一样，习惯将放大货币本身的实力，令其更持久地流通。

大循环

我称呼这种国力的上下摆动为”大循环“。广义而言，我们可把大国（empire）的崛起和衰弱分为三个阶段：

崛起阶段，特征是获得竞争优势；
全盛阶段，国家保持强大实力，但逐渐为失去竞争优势埋下苦果；
衰弱阶段，国家各方面的自我强化机制均告衰退。

崛起阶段

强而有为的领导：是一切成功要素的前提，包括……
良好的教育：不止包括教授知识和技能，还包括……
坚如磐石的美德、公民素养和强烈的职业道德：它们借学校和家庭教育传承，并助力公民社会达成如下成就诸如：

低腐败率和对法治等社会规则的高度尊重
人民不仅能够团结，还具有为何需要团结的共识：当一群拥有充沛知识、先进技能、善良美德、良好公民素养人团结一致，便会创造出：

一个良好的资源分配体系，而且能够…
吸引全球最优秀人才，这是国家成功的最重要条件，紧接着，这个国家就会…
获得在国际市场中的强大竞争力，令国家收益远大于支出，促成
强劲的收入增长，助力于…
增加基础设施、教育、研发投资，从而获得
更高的生产效率：生产效率的提升意味着生产力和财富水平的同步提升，当国家的生产效率足够高时，他们可投资并发展出：
新科技：这些新技术将具备商用或军用价值；随着这些国家借如上因素更具竞争力，他们会在
国家贸易体系中占据更多份额：这令他们必须建立：
强大的军事力量：保护贸易路线，并借此扩大对他国的影响力。藉由经济上的优势，他们发展成为世界领先的……
金融中心，能够汇聚和融通资本：（在荷兰帝国称霸世界时，阿姆斯特丹是世界金融中心；英国取而代之后，伦敦成为金融中心；而纽约如今地位亦由美国霸主地位而来。但中国也正以上海为中心，发展其金融体系）这些不断扩展的帝国在全球范围内
强大的股票、货币和信贷市场：那些在贸易和资本流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其货币自然成为交易媒介和财富储备首选，并发展为储备货币。循此逻辑，荷兰帝国称霸时，荷兰盾是全球储备货币；大英帝国时期，英镑继承这一地位。1944年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时，美国离赢得二战只有一步之遥，显然在经济、财政和军事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将某国货币作为储备货币，自然令该国获得更强大借贷和购买力。如上图所示，一国获得或丧失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时机，要比它其他各项实力增强/衰退要晚许多。

帝国缔造者协调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建成了在国际社会中不断得利的经济-政治-军事体系。荷兰人创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创建了英属东印度公司，美国有了军工联合体。事实证明，这种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协同配合，对帝国扩张攫利是必不可少的。

全盛阶段

繁荣时期，人们的收入增加，令劳动力变得更加昂贵；比起同等工作下薪资水平更低的国家，竞争力自然下降。
那些最成功国家的发展模式会被新兴竞争者模仿，时常青出于蓝胜于蓝，令领先者失去竞争优势。英荷争霸时期，英国造船厂人工成本低于荷兰；前者因此选择雇佣荷兰工程师，设计出比荷兰性价比更高的船舶。由于复制所需时间和金钱成本少于发明创造，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新兴帝国透过复制，搭了成熟国家的便车。
在那些生来富裕的国家，人们会减少工作量，从事更多休闲和低生产力的活动；极端情况下，变得颓废无能。尤其当社会中坚从必须艰苦奋斗才能获得成功的一代人，变成继承财富的一代时，年轻一代往往脆弱且缺乏历练，遭遇挑战更易败阵。随时间流逝，这些繁荣社会中的人们更渴望追求闲适且奢华的生活，为此不惜自损实力，制造泡沫，最终更不堪一击。
最富裕和强大国家拥有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并借此获得大量借贷的特权，以致深陷债务陷阱。大量借贷短期内增强了霸权国的消费能力，但长远却恰恰相反。换而言之，当借贷和消费强劲时，霸权国看似强大，但财政实力却被侵蚀。这种借贷模式令国内民众得以过度消费，并为扩军和发动战争提供资金，以提升基本国力以外的力量。这样的模式可维持一段时间，甚至自我强化，全因此举增加了债权国的利息回报，从而增强了储备货币的地位。
但富国向发展中国家借钱，也是财富转移的早期标志之一。1980年代时，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40倍，但当时中国已开始购买美国国债，只因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同时，那也成为中国赶超美国格局的起点。同样的，二战时期英国从穷得多的殖民地大量借贷；荷兰在国力走下坡路前也做了类似的事，但当债权人不愿再持有并抛售荷兰盾时，荷兰债务结构瞬间崩塌，货币地位和经济情况一落千丈。美国如今也借贷一大笔钱，并透过增发货币削减债务，但这暂时没能撼动美元和美债地位。
当头号大国不断“扩张版图”，直至维持它变得不再值得时，维护体系的成本变得高于收益。而全球大国体系无利可图，将进一步重创其财政状况，如今的美国正是如此。
因分配不平等，经济发展的成功自然扩大了贫富差距。那些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人（如在商业活动中获利或政府中人）相互照应，维持对他们有利的体制，普通人则远远落在后边，直至贫富分化已形成无法容忍的不公平。如今的美国也是如此。

衰弱阶段

衰落的伏笔总是埋在黄金时代，鼎盛的国家会在倾泻的颓势中逐渐式微。这种衰落是因为国家在走下坡路时，能与之抗衡的力量已然在上文所述的领域中发展得相对壮大。

当国家债台高筑、央行面对疲软的经济只能寅支卯粮、下行状态又导致更多债务和经济问题时，国家不得不大量印钞，货币贬值。
如果贫富差距无限扩大、社会价值观两极分化、经济压力（无论者压力来自何处）无从释放，富人和穷人之间就很容易大动干戈，最初的几起冲突到后来会愈演愈烈。这通常会助长政治极端主义的气焰，也就是改革派（力图重新分配财富的人）和保守派（希望财富掌握在资本家等富人手中的人）的民粹主义。无论是民主还是集权国家都有可能成为民粹主义的土壤。比如20世纪30年代时，左翼极端民粹主义者成为斯大林主义者，而右翼则成为法西斯分子。民粹主义者往往更热衷于斗争、更尊崇权力而不是法律。
当富人们担心财富会被掳走，或者自己会成为众矢之的时，他们就会把万贯家财和身家性命都转移到自认为更安全的地方、资产和/或货币上。如果这种转移没被明令禁止，将会蚕食资产转出地的税收和收入，使其经历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的资产空心化过程。税收的缩水更是雪上加霜，加剧了紧绷的局势，又加大了税收力度，迫使更多的富人一走了之，以及其他更糟的后果。比如我们现在观察到，某些社会问题的根源是富人逃离了税收较高的州，因为他们不想面对财政压力和贫富群体之间的鸿沟。资产空心化过于严重时，政府会出面制止——禁止资金从流失地源源不断地汇集到它们新落脚的地方、资产和/或货币，而想要明哲保身的人们会因此倍感恐慌。
发生撼动根基的事件会侵吞国家的生产力。财富蛋糕的尺寸小了一圈，人们为了抢夺萎缩中的资源而斗争；蛋糕日渐干瘪，人们又为了如何分配而斗争。不同阵营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在角力中卖力地呼号着，希望控制局势以重整秩序，这时民主和集权相比，尤为岌岌可危。这也是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一些小国）都被集权拔了民主阵营的旗子，而主要的民主国家（美国、英国和法国）也有了集权的影子。人们普遍认为，在混乱时期，集中而快速的决策比基于讨论的民主决策更可取，因此，当不服管教、诉诸暴力的群众斗争出现时，这场运动并非一无是处。
假如一个国家具备足够强大的经济、地缘政治和军事力量去挑战现有的主导力量，那么这些相互竞争的大国之间就有许多潜在的冲突隐患。因为和平裁决此类争端的体系并不存在，所以冲突总得通过一场硬碰硬的较量来解决。
当大国在外维持形象的成本大于其带来的收入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就被掏空了。与此同时，其他国家正在崛起，已经外强中干的大国又不想把手中的利益拱手送人。这种状态会使强撑着的大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面临威胁，为了守住大国地位，军费开支一再扩大，国内经济却已然凋敝，让领导人更难征到税，也让他们更需要投入国内的支持。看到这一困境，敌国纷纷选择在大国衰落的迹象初显时出手。紧接着，大国将面临着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迎战或撤退的艰难抉择。
如果其他外部冲击，比如自然灾害（瘟疫、干旱或洪水），在大国疲于应付内忧外患的脆弱时期发生，无异于在国家衰落的进程中注入了另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
当一个国家中尸位素餐的人居多，不足以让该国在这个循环的阶段获胜时，也是一个问题。当然，由于每一位领导人只负责这个循环中的一小段，他们只能在前人留下的基础上解决问题，这意味着国运比领袖更能掌控一切。

当盛极而衰时，国家就走向了解构和重组时期。国家兴旺的原因走向了反面，变成了致命的弱点:

高负债
巨大的财富、价值和政治观点差距
国民之间合作破裂，转而互相攻讦
落后的教育和基础设施
为了维持过度扩张的状态，大国在新崛起力量的挑战下经历了煎熬的斗争、破坏和重组时期，孕育了新秩序，为新时代的来临奠定了基础。

储备货币大周期

面这张图把每个大国的兴衰史都勾勒得十分清晰。如下图阴影区域所示，萧条，革命和战争造成的破坏重组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旧系统并为新系统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些大萧条往往每10到20年会发生一次，但这个时间段可能存在更大的变数。紧接其后的就是美好新世界了，没有国家愿意和世界霸主去竞争头把交椅，学乖的人们开始和谐地工作发展。通常这些美好的时期持续的可以长达40至80年，但会有很大的波动。在上述的两个大周期中，同时也伴随着一些诸如短期债务危机/商业周期等持续7至10年的小周期。

荷兰大国衰败让位于英国大国，亦或是英国让位于美国，这个过程中都会发生以下大部分事情：

债务重组与债务危机
国家内部冲突，冲突最终导致财富重新分配
外部战争
储备货币地位崩溃
新一代的国内与国际秩序

上一次大萧条发生在1930-45年，从而推动了始于1945年的重建期。

货币和信贷系统的崩溃和重组导致了1930-45年的萧条，从而使得在1944年建立了以美元为基础的新全球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
喧闹激荡的1920年代（Roaring 20s’）所产生的巨大贫富差距因萧条和战争而缩小，从而导致了财富和权利分配的根本性改变，全球性的战乱也改变了世界格局。
1945年后，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成为世界霸主，金本位移位，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货币和信贷体系得以建立。